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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指挥所里，参谋、秘书、卫士吓得面无人色，如此顶撞陈政委，这不是找死吗？王宏坤也做好蹲班房的准备。

出人意料的是，陈昌浩听完劈头盖脑的一顿诉说，竟然冷静下来，意识到自己可能偏听偏信了，于是把这件事压了下来。四方面军的将士都知道，陈昌浩这人魄力大、本事大、脾气也大，但还是通情达理的领导，只要把话讲透了，他还能做到秉公处事。除此之外，陈昌浩不处分王宏坤还有两条原因，一是战事紧急，不能阵前斩将，二是王宏坤与副总指挥王树声是两兄弟，两人都是徐向前倚重的大将。

王宏坤与陈昌浩吵嘴的过程，何畏听得一清两楚，因为九军的电话线与四军搭在一起。听到前半段，他笑得合不拢嘴，等到听到后面王宏坤大骂他时，恨得脸都黑了。他拿王宏坤没辙，便对四军干部撒气。第二天，何畏骑马路遇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徐顺礼，二话不说，迎面就是一马鞭，把徐师长的军装都抽裂了，皮开肉绽，鲜血染红了半边衣裳。徐顺礼无缘无故挨了打，哭着回来找王宏坤，要求主持公道。

“都是受我拖累，让你们吃苦了。”王宏坤噙着热泪，抚摸着战友汩汩沁血的伤口，十分内疚。

王宏坤与何畏之争闹得全军皆知。徐向前担心王宏坤吃亏，派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来劝慰：“你与何畏的事过去了就算了，别再扯它，别生气，气坏了身子划不来。”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张琴秋也好心地提醒王宏坤：“遇事要冷静，少惹何畏，千万别发火。”

徐向前、倪志亮、傅钟、张琴秋都是方面军的军政领导，对于何畏的军阀作风和跋扈行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清楚，何畏的背后有张国焘暗中撑腰，黄超、李特等人的霸道丝毫不逊于何畏。张国焘这种任人唯顺、亲亲疏疏的干部政策也是他后来失掉军心的重要原因。

面对精血枯竭的川陕赤区，张国焘又生遗弃之心。为打开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桥头堡，徐向前、李先念率部强渡嘉陵江，开疆拓土，反复催促后方增派援兵。当源源不断的援兵到来时，他们全傻眼了：张国焘把全部家当都搬来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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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师索权（1）

觊觎之心在同朱德的谈话中萌生。在得知自己拥有8倍于红一方面军的兵力之后，张国焘原本平静的心境立即躁动不安，开始改变对中央服从与尊敬的态度，开始谋求与军力相称的政治权力，开始索取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

1935年6月12日，李先念率领的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中央红军在达维胜利会师。20日，中央致电张国焘，敦请他立即赶到懋功两河口会商大计。

带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张国焘策马飞奔，从茂县赶往两河口。

川康边区的六月，正处雨季。从动身的那天开始，天空飘起雨丝，行到中途，越下越大，滂沱大雨将山川、河谷、民居笼罩在雨幕之下。大雨没有迟缓张国焘的行程，他们日夜兼程，奔驰在泥泞的道路上。

渴望会面的心情彼此相通。听闻张国焘冒雨前来，中央领导人早早迎候在路边的油布帐篷下。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一字排开，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党内负总责）、毛泽东、朱德（中革军委主席）、博古（原中央主要负责人），连病中的周恩来（军委副主席）也在雨中等候。这是中央给予张国焘的最高礼遇，也是一方面军给予无私援助他们的兄弟部队的最高敬意。

张国焘一行十余人，均高头大马，踏地如飞。听到马蹄声，毛泽东等人走出帐篷，冒雨迎上前去。大雨如注，遮住视野，张国焘听到“特立”的叫唤声，才勒住马缰。由于收势太急，急驰的马蹄溅起大量的泥浆，溅到出迎的人群身上。

张国焘跳下马，与中央领导人一一握手，热烈拥抱，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八年了”。

他与毛泽东分手于1927年7月，与朱德分手于1927年11月，距今都有八个年头了。当年挥手一别，分别组织兵暴、农暴，而后又各自创建了一支主力红军，历经坎坷挫折，在川康边界的不毛之地相聚，其中的感慨与欢欣自然不待言说。

随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毛泽东致欢迎辞，张国焘致答辞。

如潮的人群，如海的歌声，灼热的情绪，灿烂的笑脸，把会师的气氛推向极致。都是战斗在一个党旗下，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都是贫苦工农出身的士兵，都是历尽磨难、九死一生。他们纵情歌舞，亲切交谈，坦露出赤诚之心。四方面军将士对中央红军保持着尊敬，对老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