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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晚年，王亚蓉一直协助他工作。1975年的一个夏日，王亚蓉因为高烧，没有去沈家，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法通知。午后，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王听见婆婆正盘问一个人，她听声音觉得是沈从文，忙起来去看，正是他，“下午两点烈日当空，脸红涨涨的满头汗珠，右手还挎着个四川细竹编的篮子”。原来，沈见王没有来，知道她肯定有什么意外，于是买了些水果、鱼肝油之类的补品，顶着烈日，横跨东城、西城两个区，到海淀区的王家探望王亚蓉。王极为感动，从此再也没有缺过勤。

萧离回忆，一次，考古研究所的几个人准备去故宫陶瓷馆学习参观，想请沈从文给他们讲解一下。年过七十的沈欣然应允，坐着电车，还抱着十几斤重的几大册图录。在陈列室里，他边看边讲，同时用图录作补充，整整为他们讲了一个下午。

萧离说，搞文物这一行有个“知识私有”的坏风气。沈从文恰恰相反，从不藏私，有人来求教，必倾囊相授。他全凭记忆写成几十张几百张卡片，分装在大大小小的纸袋里，上面注明“内××材料”、“××有用”、“此供××参考”，放在桌上、窗台上、箱子上、书架上，到处都是。

王亚蓉回忆，南方有一个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者将自己的书稿寄给沈从文审阅，沈喜得知音，不仅从头到尾审读了四次，还尽其所有，为该书增加了不少资料，让原本薄薄的一本小册子成为了二十多万字的大著。

1982年，沈从文最后一次回家乡时，三个中年人带着礼物前来拜访，一见沈就跪下连喊“恩人”。沈大吃一惊，细问才知，三人来自距凤凰一百多里的铜仁县，他们于文革期间到北京上访，身无分文时，到湘西老乡沈从文处求助，当时处境艰难的沈慷慨解囊，他们才得以顺利回到家乡。沈已经想不起有这件事情，而张兆和只是隐隐记得好像有几次类似的事情，但眼前这几个人，她也记不得了。

沈从文收到一封误投到他门上的来自湖南某监狱的信，信既无详细地址，也无姓名，落款是“义儿”，信是给“妈妈”的，让“妈妈”给他寄10元钱。沈从文将信转给了在《株洲日报》工作的龙海清帮忙打听，并附信说：“从信中分析，必是个年龄不大，判了重刑，或冤滥情形的，十分可惜。……这本可不加过问，但始终感到不安。因为信中语气，明显是在无可奈何中，十分痛苦，恐怖到近乎疯狂，有待亲人援助的……”

【倔强】

1950年秋，沈从文决定到“革大”去学习。去之前的那天晚上，马逢华去看望沈，沈自言自语道：“……去！一定去。自然是他们有道理，到了我也要参加的时候，他们总是有些道理！”又说：“我要把从前当小兵的劲儿拿出来，什么我都肯干，谁也干不过我！”谈起“革大”生活，说到扭秧歌时，沈不假思索地说：“秧歌我可不能扭。”小儿子沈虎雏抗议道：“爸！你不是说什么都能干嘛？为什么不扭秧歌？人家都扭，你凭什么不？”沈摇摇头说：“不，我绝不扭！”接着又说：“最多我可以替他们打打鼓。”

傅振伦回忆，中国历史博物馆初建时，因为管理不善，竟将国宝商鞅铜量遗失了。公安部建议收集干部指纹，沈从文拒不按手印，馆内人员一再动员，最后才摁了手印结案。后来这件宝贝在陈列柜下面找到了，大家才免了“盗宝之嫌”。

黄永玉回忆，“大鸣大放”期间，上海《文汇报》开了一份向在京知名人士约稿或座谈的长名单，请他们“向党提意见”。名单上，沈从文与京剧演员小翠花的名字挨着，沈看后大发雷霆，觉得他怎么能和一个唱戏的摆在一起，于是拒绝在那张名单上签字。后来沈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北大学生将他的名字和陈慎言、小翠花写在一张介绍信中，给他一种“痛苦的压力”。

钱钟书对黄永玉说：“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付梓时，历史博物馆听到消息后，说这部书主要是历史博物馆搞的，馆中许多人都参加了工作，所以算他们的集体成果，要四个人共同署名。沈听后大怒，说：“你们要署名，那我就不署了，你们署好了！馆中有的人只想把我挤开，成绩属于某官所有！”当时沈的工作单位社科院也不答应，此事才作罢。

因为我国当时的印刷条件有限，此书准备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外商的条件非常苛刻。沈从文知道后，坚决不同意由国外出版社出版。最终，此书交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沈从文方才同意。

1982年，上海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