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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8间，鲁迅因北新书局拖欠他的大量版税和《奔流》作者的稿酬，准备请律师提出诉讼。据说，当时北新书局拖欠鲁迅的版税，至少也有两三万元。北新书店的李小峰本来是鲁迅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知道鲁迅的打算之后，便四处托人向鲁迅讲情请他不要提起诉讼，希望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郁达夫便是李小峰选中的调解人。当时，郁达夫正在杭州小住，忙于续写小说《蜃楼》。没有住几天，他便接到北新书局的电报，要他速回上海，帮助他们解决与鲁迅的版税纠纷。因为是涉及到鲁迅的重大的切身利益的事情，郁达夫便立即回到上海，为这事尽力。经过几次的商谈和交涉，鲁迅答应暂时不提出诉讼，而北新书局则表示愿意按月摊还积欠的两万余元，分10个月还清；新欠则每月致送400元，决不食言。事情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在解决这事的过程中，郁达夫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神。正如他于这年9月8日日记所写：“8月12日去杭州，打算做《蜃楼》不成，至20后，又因北新与鲁迅清算版税事冲突，回沪来为两者调解，迄今20多天，一点儿事情也不做。”因此，可以认为，郁达夫尽心尽力地当了很好的调解人，为鲁迅做了一件大好事。

【颓唐】

郁达夫说：“我是两性问题上的一个国粹保存主义者，最不忍见我国的娇美的女同胞，被那些外国流氓去足践。我的在外国留学时代的游荡，也是本于这主义的一种复仇的心思。我现在若有黄金千万，还想去买些白奴来，供我们中国的黄包车夫苦力小工享乐啦！”

在“五四”后的一批新文学家中，郁达夫身上中国旧文人的气息最浓。他风流倜倘的名士风范，很容易让人想到衰飒的晚唐气象：李商隐凄凉隐晦的缠绵绯恻和杜牧之年少清狂的纵情任性。郁氏两者兼俱。旧式文人醇酒妇人的生活方式构成了郁氏生活的一部分，花钱从卖春妇肥白的肉体里买来安慰，是郁达夫灰色人生中常有的行径。

郁达夫在他的自传里写道：“两性解放的新时代，早就在东京的上流社会——尤其是智识阶级，学生群众——里到来了。凡足以挑动青年心理的一切对象和事件，在一个世纪末的过渡时代里。来得特别的多，特别的杂。伊孛生的问题剧，爱伦凯的恋爱与婚姻，自然主义文人的丑恶暴露论，富于刺激的社会主义两性观，凡这些问题，一时竟潮水似地杀到了东京，而我这一个灵魂洁白，生性孤傲，感情脆弱，主意不坚的异乡游子，便成了这洪潮上的泡沫，两重三重地受到了推挤，涡旋，淹没，与消沉”。而让他更为难堪的是“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感觉最深切而亦最难忍受的地方，是男女两性，正中了爱神毒箭的一刹那”。“最恼乱我的心灵的，是男女两性间的种种牵引，以及国际地位落后的大悲哀”。

郭沫若和郁达夫编辑《创造》季刊时销路不好，书店老板答复他们时非常冷淡，两人很伤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连饮三家酒店，但还没大醉。郁达夫突然跑向街道中间，向着一辆飞来的汽车，以手指作射击状，大呼道：“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

1930年，郁达夫在游桐庐严子陵时，乘着酒性写下一首《钓台题壁》：“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郁达夫和白薇，之前一直没有更进一步的交往。1926年12月3日，学生宴请郁达夫，白薇也在座。席间，郁达夫喝了很多酒。散席后已是10点多钟了，他又跟白薇等3人上电影馆去看《三剑客》。电影结束后，他一个人送白薇回住地时，心里“起了危险的幻想”，即想抱吻白薇。他“紧张到了万分，是决定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幸好，郁达夫终于用理智克制了自己的感情，“送她到家，只在门口迟疑了一会，终于扬声别去。”

当郁达夫送了白薇后，已不能回学校了。这时天又开始下着微雨。他便坐了洋车上陈塘的妓窟里去。已经深夜一点多了，他走了许多巷陌，寻找下等妓馆。幸好都已闭门睡了，否则他又将陷了进去。各处酒楼，却仍热闹之至，洋溢着弦歌声和打麻雀声。但他没有钱，只能隔雨望红楼，他在雨中飘泊了许久，终究感到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