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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那个教友捐助活动，挺成功的？”

“很成功。”我现在这双尼龙踏雪靴，就得自那个捐助晚会。它们比我的脚大两个号码，但那很好办，牧师太太给我在鞋尖里塞了两大团药棉。整个晚上我都在讲述我童年的故事。有关粮票、油票、肉票的故事，有关我和一群孩子早晨五点去抢购八分钱一斤的猪骨头的故事。我还讲到我们这些孩子如何希望吃到芒果，当有人告诉我们远郊有几棵奇特的幼树是芒果树时，我们总是步行十几里路去浇灌它们；当我们听到芒果树如何金贵，必须用糖水或蜂蜜去浇灌才会结果的神话时，便献出每月每人仅有的那点定量砂糖……我讲到那个夏天，我们终于发现幼树上结出的玩艺儿是毛桑果时，两个老太太竟为我们失望地落了几滴泪。等我把我所有童年故事讲完时，百分之八十的女人们手里都出现了面巾纸。她们遥远地为一群中国孩子流泪，为他们没有生日蛋糕，没有大包小包的圣诞礼物，没有芒果而掉泪。我却想不起那个有关芒果树的故事是我听来的，还是亲身经历的。我只是感觉到她们爱听这样的故事，我把故事尽量讲得称她们的心。在晚会之后的几天里，我每天都收到十来封信。信的内容是对我的“芒果树故事”所发的感想。这些真切、质朴的感想是伴着一张五十元或三十元的支票寄来的。牧师太太替我一张张地理出支票，满脸自豪。她一点儿没觉察到我的难为情。每一张支票，每一句情真意切的“感想”，都让我对“芒果树”的真实性增加一点疑惑，对我的处境增加一点悲哀。即使“芒果树”是我真实的童年故事，我难道必须要依仗这类故事——带有荒诞创伤意味的、滥情而不免有几分卖情感狗皮膏药的故事去乞讨善良的美国人民五十元、三十元的同情吗？我知道晚会上绝大多数捐献同情的人们，在他们幼年时期都听到长辈这样的话：“你居然不把牛排吃完——知道吗，那些可怜的中国孩子一天连一顿饭也吃不上！”便衣福茨一定也听过这样的话，因而他一点儿不认为他在和我过不去，相反，他任重道远地在曲线拯救饥饿中、或可能落入饥饿的孩子们。如同他救那个韩国小姑娘“阳光灿烂”。他认为他是这类小姑娘的保护神。假若我的童年有他这样保护者的曲线保护，我不至于用仅有的二两白糖去浇灌冒牌芒果树。

空气越来越稠厚。理查的每句话都把一股生洋葱加酸黄瓜的味道增添到我必须去闻、去呼吸的空气中。我从早晨到现在尚未进过食，因而他闻到的，便是我饥饿的气味。我知道他和他的女朋友吹了，阿书告诉我的。我一边回答理查的提问，一边在脑子里乱跑题。我没办法，曾经每周的政治学习，我若脑子里不跑题就会像此刻一样困得腾云驾雾。

“你不喜欢我的用词？”理查问。

“哪里。”我说。

“那好，我可以不称他为有前科的人。”

“你随便。”

我又鼓起鼻翼，又不露痕迹地打了个大哈欠。

理查的每个句子都吐成一团气味，几乎是固体的。因而我在昏昏欲睡的感觉中，他的每句讯问都是一个准固体的生葱、酸黄瓜、熏牛肉三明治。这个想法使我困得没那么惨了。我非固体的饥饿与理查的准固体三明治在这五平方米的审讯室碰在一块儿，不知谁在消灭谁，不知谁在讽刺谁。我和理查的气味在空中纠缠得难舍难分……

“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背叛安德烈·戴维斯？”

“你也管这个？”这是居委会管的事——在我的祖国。

“当然不管。”

“你管也没关系。无所谓。”

“希望你不要认为我像长舌妇。”

“我也希望。”

“你希望什么？”

“你希望我不要把你看成长舌妇——我也希望我不把你看成个长舌妇。”

他笑起来。不是长舌妇的笑法、是个二流子的笑。

“对不起，我不该操心你的道德。”

“没关系。”

“你好像不担心自己会对不起安德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