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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情况就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

国家就是一个大的家庭、大的系统。十年“文革”，使我们的国家百孔千疮，处处都是问题。邓小平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极力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其中的开放，实际上就是借助外力对我们国家这个大系统进行“扰动”，这一扰动的极致，就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事实证明，这一“扰动”把中国推到了向天堂行进的路上。

虽然“非典”不是心理医生或者相当于心理医生的人有意制造的一个事件，但从效果上来说，却确实给我们整个社会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扰动。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如何从这样的扰动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作为心理医生，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社会心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物质上的成就，相对来说，精神上的成就要小得多。所谓精神上的成就，主要是指社会心态的成熟和稳定。“非典”突然降临的时候，很多人首先受到了较大的心理上的打击，具体表现主要是过度恐慌。由此导致情绪和行为上的紊乱，如情绪不稳定、乱服药物、抢购相关物品、不能正常工作、制造谣言或者相信谣言，等等。因为害怕“非典”看心理医生的人也很快就多了起来。从战略上来说，这些问题所可能造成的损失，可能比“非典”本身更大。

在“非典”的“帮助”下，我们正好可以加速社会心态成熟的步伐。要稳定社会心态，首先就要对付无处不在的谣言。谣言的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特点是虚假，在真实的信息被掩盖的时候，谣言就会乘虚而入，野火般地泛滥开来。在开始的时候，部分决策者过低地估计了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试图使与“非典”有关的信息被限定在一个小的范围内，以避免发生社会恐慌。用意是好的，但方法错了，这给了谣言一个机会，实际上可能导致更大的社会恐慌。值得欣慰的是，这个错误得到了及时的纠正。各种媒体上每天公布的疫情，让谣言无处可藏，而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严重的事实，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心态，从容地应付挑战。从“非典”开始，我们将学会不再遮掩真相、不再慌乱，这就为将来战胜更大的灾难做好了心理的准备。“非典”是令人恐惧的，但更令人恐惧的是对恐惧的恐惧，是面对恐惧失去了镇静。成熟的社会心态意味着，灾难只会带来有限的损害，而不会导致全面的崩溃。正像一篇社论所写的，“面对“非典”，我们更加众志成城。

由于“非典”的扰动，医患关系得到了改善，一度在公众中不太好的义务工作者的形象也被修正了。在患“非典”的人中，有不少是医生和护士，他们是在救治病人的时候感染上的，他们中的有些人还付出了生命。在这样的危险中，他们仍然在一批一批地前仆后继，壮烈得令人泪下。当然，这是他们的义务，就象是战士必须上战场一样。但是不管怎样，用生命来尽义务，都是可歌可泣的事情。当你看到一个手拿报纸的年轻人，读医护人员抗“非典”的事迹时眼中热泪滚滚，你就知道，我们正在积累着一笔巨大的社会财富，这笔财富是我们失去了好长时间的，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关爱。拥有这样的财富的国家和民族，绝不会被任何灾难打垮。

还是因为“非典”，我们得以有机会改变很多人的卫生习惯，培养更多与现代社会相符的文明人。一个家庭物质上再富有，如果这个家庭的主人不讲个人卫生，那他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穷人”而已；同样地，一个城市不管它有多少高楼大厦，如果它的许多市民还在随地吐痰，那就算不上一个文明的城市。在中国的所有城市的《市民守则》中，肯定都有“不准随地吐痰”的规定，但收效很小。“非典”肆虐以来，这一条规定被更加严格地执行了，违背者将被处以数十倍于以往的罚款。但这样的惩罚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每个人都感到，这样做对自己和别人的健康都可能会造成巨大的伤害时，他们就自然会不这样做，而且还会监督他人不要这样做。文明人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制造出来的，但我们也不能小瞧了任何一个小的进步。更何况对我们来说，不随地吐痰，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灾难降临的时候，也就是表达爱的最好时候。一位内向的男孩，暗恋着一位女孩，那个女孩在千里之外的大学读书，她所在的那个城市正是“非典”的重灾区，而且她住的那幢宿舍楼被隔离了。在腼腆对“非典”的战争中，“非典”赢了，“非典”彻底打垮了腼腆。不过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失败”。本来是几个月才会联系一次的，但从知道那个城市有疫情开始，男孩就每天给女孩打电话、发电子邮件。电话里说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