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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战（2）

当中国官民不断抗议施压，要求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要再去靖国神社参拜；当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六十周年纪念的那一天，日本民众以破纪录的人数前往靖国神社致祭——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如果中国的老百姓想在这一天公开追悼在抗战中死去的平民和军人，他们会去哪里？他们能去哪里？

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吗？这尊著名碑石是中国最大型的纪念碑，没有按照中国传统面阳朝南，反而为了迁就观众向阴朝北，饶是如此，观众向它献花致敬也往往要经官方批准和组织。近两年来，曾有人民自发向其献花却被公安问话阻挡的事例，请注意这些人还不是在特殊的日子去致哀，据知他们只是想悼念抗战英烈而已。何况人民英雄纪念碑也非专为抗战而设，它纪念的是“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和“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

所有的死者纪念碑都是一种责任的要求，它把死者的死因与现存者的生活以道德义务的形式捆绑起来，要求生者明确认识自己的活与死者的死有因果关系，要求生者以纪念的方式履行对死者的义务。而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座典型的无名英雄纪念碑，是现代民族国家用来纪念其创基人，然后凝聚民族认同的常见手段。其无名可以形成一种意义上的空洞，让民族国家的建立超乎个人行为，诉诸集体的牺牲与经历。简单地说，每一座无名的民族英雄纪念碑都在诉说一段故事，一段关于国家诞生的故事，一段现政权合法由来的故事。看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碑文，不难发现它表达了一种从无产阶级革命史观出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故事。抗战在这1840年以来的故事里只不过是一个片段。

那么八宝山公墓又如何？它固然以纪念个别死者的方式保存记忆，但一不是专为抗日战争而设，二不是囊括所有抗战英魂。其实比对一下带有宗教色彩以天皇名义设立，但依然陈列了两百多万个灵位的靖国神社与较为世俗化但专为军人而设的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原来没有一个专门保存战死军人灵位与遗体的国家级墓园，更没有一个全面纪念抗战死难军民的国家级建设。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最明显的原因就是怎样纪念抗战牵涉中国历史的敏感问题。请看以下这封决战前的遗书：“父亲大人：儿今奉令担任石牌要塞防守，孤军奋斗，前途莫测，然成功成仁之外，当无他途，而成仁之公算较多。有子能死国，大人情亦足慰。惟儿于役国事已十几年，菽水之欢，久亏此职，今兹殊戚戚也。恳大人依时加衣强饭，即所以超拔顽儿灵魂也。敬叩金安。”这段慷慨感人的文字，出自胡琏将军手笔，但他并没有死在三峡石牌之役，后来还参与过金门古宁头一战，是与共产党交战过的将军。对于这样的人物，共产党应该如何定位？

自1980年代开始，民间史学界陆续挖掘国民党军队史迹。近年政局以“民族统一大义”为前提，以对抗“台独分裂分子”为要务，大陆媒体重新处理抗日史事的局面就打得更开了。甚至有官员公开说“蒋介石也没有投降啊，他也坚持了抗战”。

但对国民党抗战的作用作出评论依然很难。抗日战争的苦难，是现代中国集体记忆里的创伤经验，塑造了很容易激化很容易扭曲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如果要治愈这段创伤经验，最好的方法除了是不断要求日本“认真对待历史”之外，也得自己认真对待一下历史。全面放开抗日战争真相的研究报道和教育，建立一个国家级烈士陵园，是自我疗伤的方法。想要与日本促成全面的历史和解，首先要自己与真相和解，舔一舔自己的伤口。

从这个角度看来，政府在抗战结束六十周年的低调举动，不但无益于历史伤口的治愈，也落后于民情的要求。不要忘记不只仍有战争受害者活到今天，关于那场战争的记忆也还留在民间，许多国民党抗日将领的名字直到今天还在部分地方传诵。另一方面，特区政府的表现同样令人失望。港英时期的“重光纪念日”在回归之后改称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只持续两年，到了1999年就干脆取消，为的只是维持《假期条例》里十七天公众假期的上限。政府总是想推动爱国教育，难道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推动吗？

原题为“如何纪念抗战”，刊于《明报·笔阵》2005年08月17日、2005年0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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