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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可是中国民间组织长期以来面对着许多困难，比如说捐款。平常怀有善心的人或许很多，但是他们不大确定捐款的对象是否可信。一来，我们都知道以前类似“希望工程”中善款被挪用甚至被贪取的种种现象；二来，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一些半官方的民间团体架构臃肿，效率成疑。与此同时，其他纯民间团体的筹款又要面对犯法的威胁。再加上税务优惠等激励机制的欠缺，自然就形成了有心人欲助无门、有心团体欲行无财的困局。

在这次全国动员的救灾行动之中，有些乱象就是来自民间团体的不成熟。长期处于半地下状态的他们一时间筹募不到充分的资源，也不拥有一大批早经征集训练的志愿人员可以调动（在国际救援行动里面，大部分志愿者都是平时就登记在册，而且经过专门训练，一旦有事瞬即开拔），更没有成熟的协调机制让大家互通信息分配工作。

另一方面，政府和半官方的大型机构也适应不了这种新的发展。例如台湾的“慈济”义工抵达四川之后，当地政府人员就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类民间救援团队，只好按惯例请来宗教局的干部先接待一下这批佛教徒。再如“网易”公司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捐出了500万元人民币，条件是要知道该笔款项的处置方式。本来这是现代社会的常规，但碍于既有方针，红十字会表示无法答应，于是“网易”只能转觅其他合作伙伴。

改革开放，是一个政府不断后退并且寻找自己新定位的历程。从前，中国是一个人民无所逃于天地间的“全能国家”，从个人私生活开始，直到经济活动与政治参与，皆在政府的领导规划之下。然后，政府开始逐步让出了市场这块领域，使得中国迈入前所未见的繁荣阶段。可是有时候它又退得太远太快，像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这些重要的民生范畴一下子陷入不是政府负责就是市场竞争的处境，于是有了过去十年的“左右”之争。每次看到这些争论，我都很想问“民间在哪里”。

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区，成为媒体的焦点之一，可是大家更应该看到由南至北自发起来的民间力量。这会不会是一个新时代的契机呢？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中国是不是也要开始培育“第三部门”的土壤呢？我希望这不幸的一年可以是改革开放历程的转折点，让人民变成自信自主的公民，让国家进入一个“强政府、大社会”的双赢时代。

原题为“来了吗？我们也来了”，刊于《明报·笔阵》2008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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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责任

不下毒是做人责任，而非企业责任

温家宝在论及“毒奶粉”事件的时候，特别提醒企业要尽社会责任。这让我想起上个礼拜和一位教工商管理的教授聊天，她也批评中国学院里的工商管理系不注重社会责任，人家外国的管理学院不只专科教导学生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甚至还把它列为必修课，确保学员将来都成为有良心的管理人。但这真是“毒奶粉”事件的要害吗？翻翻国外企业社会责任课的教材，里头说的多是如何平衡股东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与社会公益间的矛盾，例如生产过程不污染，产品要环保，劳工权利不受损，甚至尊重多元文化主张等热门课题。那些课程会教学生不能在食品里下毒吗？当然不会，因为这么简单的道理根本不用教，更谈不上是什么企业该尽的社会责任；它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正如针对年轻人的性教育，会不会训诫学生不能为了宣泄性欲而强奸他人呢？

假如一个国家的商学院要告诉学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学生不准强奸，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可怕的国家吗？但是非常不幸，我们的确正在面对道德最底线失守的危机。“毒奶粉”事件的起因可以归诸商人无良、官商勾结，也可以追溯至监管体系的缺失，行政队伍的失效；可是归根究底，它仍然是个基础道德的问题。

平心而论，全世界任何一个乳品制造商都不会好端端地为了三聚氰胺而设计一道检验程序，因为他们压根就想象不到居然有人会在牛奶里下这个东西。如果全中国所有产品的生产商都要为了各种超出想象的有害物质设置检验工序，那么“中国制造”的品管成本一定会是全球最昂贵的。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堆大型“民族品牌”的兴起实在是它后十五年的事。十五年如何打造得出这许多独霸一方、冲击全球市场的名牌呢？有些商家靠的不是兢兢业业地踏实工作，不是按照传统智能苦心经营自己的产品质量；而是仰仗那些舶来的商贸潮流知识和术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