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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遵循规范有关的一套高度发达的情感，确保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心智模型即使不再符合现实，也不是可丢弃的简单理论。（甚至在现代自然科学领域，虽有假设检验的明确规则，但科学家偏爱现存理论，宁愿抵制相反的实验证据。）心智模型和理论常被赋予内在价值，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允许社会的扩展。但这显示，社会是高度保守的，将顽强抵制对其支配观念的挑战。这在宗教思想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世俗的规则，以传统、礼仪、习俗的名义，也被注入极大的情感。∝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社会在规则上趋向保守，是政治衰败的来源之一。因应环境而建立的规则或制度，在新的环境中变得功能失调，却得不到更换，因为人类已注入强烈情感。这表示，社会变化不会是直线的—随时势的变动而作频繁的小型调整，而是延长的淤滞，继之以剧烈变革的爆发。
由此说明暴力对政治发展的重要性。霍布斯指出，对暴毙的恐惧，与获益或经济欲望相比，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很难为自己的生命或爱人的生命标出一个价格。所以，害怕和不安全对人类的激发，往往是单纯自利所比不了的。政治出现是为了控制暴力，但暴力又是政治变化的背景。社会可能陷于功能失调的制度均衡中，因为既得利益者否决任何必要的变革。为打破这一平衡，暴力或暴力的威胁有时就变得不可或缺。
最后，获得承认的欲望，确保政治不会降成简单的经济自利。人类对他人或制度的内在价值、功用、尊严不断作出裁决，再借此建立等级制度。政治力量最终植根于承认—领袖或制度被公认的合法性，得以赢得追随者的尊敬。追随者可能以自利出发，但最强大的政治组织，其合法性以广受欢迎的观念思想为基础。
生物学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发展的构件。横跨不同社会的人性是基本不变的。我们所看到政治形式上的巨大差异，不管是现在还是历史上，首先是人类所处环境的产物。人类社会分支蔓延，填补世界上多样的自然环境。他们在特定进化（specificevolution）的过程中，发展出与众不同的规范和思想。此外，各群体也在互动，在促进变化方面，其重要性与自然环境不相上下。
分隔甚远的社会，对政治秩序问题却提出异常相似的解决方案。几乎每个社会，都曾一度经历过以亲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阶段，其规则逐渐变得复杂。多数社会随后发展了国家制度和非人格化管理方式。中国、中东、欧洲和印度的农业社会，得以发展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以及益加官僚化的政府。甚少文化联系的社会，却发展出相似的制度，如中国、欧洲、南亚政府所建立的盐业专卖。近年来，民主负责制和人民主权成为普遍接受的规范思想，只在实施程度上有高低之分。不同社会经不同路径而走到一起，这一重聚提示了人类群体在生物学上的相似。
第二章 自然状态（11）
进化与迁移
古人类学家追溯从灵长目先驱到“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进化。人口遗传学家所作的贡献，则是追踪人类朝地球不同地区的迁移。普遍认为，类人猿至人类的进化在非洲发生。人类离开非洲前往世界各地，经历了两次大迁徙。所谓的古人类—直立人（homoErectus）和巨人（Homoergaster）—早在一百六十万至二百万年前就离开非洲，迁往亚洲北部。三十至四十万年前，巨人的后裔海德堡人（Homoheidelbergensis）自非洲抵达欧洲。他们的后裔就是欧洲后来的人类，如赫赫有名、散居多处的尼安德特人。＇37＇
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anatomicallymodernhumans）—其尺寸和体格特征，大致等同于现代人类—出现于约二十万年前。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的出现，约在五万年前。他们能用语言进行交流，并开始开发较为复杂的社会组织。─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依据时下的理论，几乎所有非洲之外的人，都是行为意义上的现代人类某群体的后裔。约在五万年前，这个其成员可能仅150人的群体离开非洲，穿越阿拉伯半岛的霍尔木兹海峡。虽然缺乏书面材料，但人口遗传学的最新进展，使古人类学家得以跟踪此一进程。人类的遗传，包括Y染色体和含历史线索的线粒体DNA。Y染色体归男性独有，余下的DNA则由母亲和父亲的染色体重组，代代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