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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使朱丽亚感到沮丧的是，这样的情形到底还是发生了。即使是在艺术馆，在办公室的避难所里，无处不在的预感和害怕也来骚扰她。我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身上在起什么变化？昆斯顿前沿科学研究中心主持召开的关于宇宙结构的学术研讨会结束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在那里真的开过一次学术研讨会），坐着办公的朱丽亚突然觉得脉搏跳得异常地快；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把她吓得跳起来：电话铃响、走廊里说话的声音、艺术馆馆长叫她去馆长办公室（馆长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中年男子，注重仪表，为人狡猾，但绝对没错，是个同性恋者，对朱丽亚？马特凌和别的任何女人绝对不感兴趣）。

朱丽亚曾经无数次从艺术馆的保卫身边走过，但这一次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朱丽亚感到莫名其妙的眩晕，不敢抬头望他们，更不敢像往常一样对他们微笑，叫他们的名字，跟他们打招呼。不，别看他们。最好装作不认识。自从上次做了那个噩梦，（在中心的厨房里，但为什么是在厨房里呢？——而且袭击的人不止一个？）虽然现在已经不能完全想起来了，但脑海里时常不由自主地萦绕着这个想法：她具有莫名其妙的毁灭力。只要男人向她走过来，胆敢碰她，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会突然从内向外爆炸，然后：消失。

他们活该。畜生。

然而，朱丽亚并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希望发生暴力，她肯定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她不是一个喜欢报复的女人，不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

那天早上，馆长安排她和一个在夏威夷出生的雕塑家见面，艺术馆准备给他的雕塑搞一个展览。朱丽亚一边通过阅读器紧张地审查那个人的幻灯片，一边礼貌地问一些表示友好的问题。她敏锐地感觉到那个人在注视着她，对她皱眉头。他坐在椅子的边缘，伸着头，一副寻衅滋事的样子。（或者这个人腼腆？笨拙？不善于交际？）朱丽亚眯着眼睛看着一艘用金属碎片拼凑起来的囚船，这艘庞大的囚船十分难看，令人恼火地恶心，却是该雕塑家展现其“艺术风格”的代表作。朱丽亚不知道该怎样想，怎么说。她脑海里一片空白。恐惧的浪潮在胸中翻滚，蒸腾。她的手动了一下，幻灯片像在镜子里一样，也随着她的手移动。捉弄人？看他的容貌有东方人的模样，却是个高加索人；他的皮肤黝黑，似乎是晒黑的。眼睛戴着眼罩。你是谁？我认识你吗？你认识我吗？

朱丽亚询问了雕塑家的背景，他粗声粗气地回答，只说一个字，然后就盯着她不吭声了。朱丽亚的桌面上有一盏铜灯，灯虽然不大，但是很重。她越来越害怕，偷偷地目测右手和那盏灯之间的距离。如果你胆敢。威胁我。此时她的脉搏怦怦乱跳，她知道那个雕塑家已经看出她的沮丧了。她擦了擦湿润的上嘴唇皮，那个雕塑家叹了一口气，揶揄地模仿她的动作，用斜纹布夹克衫的衣袖擦了擦额头。然后，四目相遇。

不。不要再发生那样的事情。永远不要。

那个雕塑家正要往前扑过来——朱丽亚觉得他要扑过来——朱丽亚猛地站起来，抓过那盏铜灯以便防卫，结结巴巴地说：“谢谢，你现在可以走了！你已经说得够多了！请你把幻灯片拿走！”那位雕塑家目瞪口呆，脸上的嘲弄和男子的傲气一扫而光，黑黝黝的皮肤变成了苍白色。

“快走开！马上走！快走！否则要你的命！”朱丽亚叫道。

雕塑家连忙把幻灯片放进粗呢布口袋，一溜烟地走了。

朱丽亚朝四周张望，望墙壁，望窗户，上下左右张望。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没有变样。一切都是老样子。她还呆在原地没动。的的确确在原地没动（全身颤抖地站在办公桌后面，那盏沉重的铜灯紧贴着胸口）。

这么说，我不在，是吧。如果在——我是谁？

她在抽泣，只要有人愿意帮助她，她会不顾一切羞耻向他敞开心扉。“大夫，我很害怕我会发疯。我相信自己的神经快要崩溃了——我临近疯了！”

费兹？詹姆斯大夫满怀同情但却心存疑虑地笑着问道：“‘临近’朱丽亚？”

朱丽亚视若无睹地盯着他。是不是用词不当？人可以临近一个时间点，临近一个空间，比方说临近深渊。可是人能够临近无形的精神崩溃吗？她支支吾吾地说：“大夫，我做这样的梦！这么丑恶、这么可恨、这么淫邪的梦！现在这些梦再也藏不住，它们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这便是我最害怕的地方。”她意识到费兹大夫若有所思地望着她，于是停下来，用纸巾捂住眼睛。费兹大夫在昆斯顿是个口碑很好的医生；他不是精神病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