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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克格勃的命令，约翰逊经常注意军官们开锁，设法记住暗码，不料遭到了一个军官的呵斥。维克托命令他再也不要这样干，绝对不能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1962年6月，军队根据例行的安全程序，改变其中一把锁的暗码。有一个上尉度假归来，打电话向另一个军官询问新暗码。那个军官拒绝在电话上说暗码，但在一阵争辩后，他同意说出一些数字，把它们以某种方式加在原码上，就得出新暗码，上尉记下那些数字，并在一张纸上进行了计算，这张纸却被他粗心地扔进了废纸篓里。约翰逊从废纸篓里找到这张纸，把它交给维克托。维克托指示他主动要求在周末值班，因为只有周末和夜间，地下室是由办事员中的一个守卫的。如果这期间有信使到来，他就去请军官们来开门。而且周末时，憋了一周的卫兵们都渴望去巴黎寻欢作乐，尽管军队当局规定自愿在星期六下午6时至星期日上午6时值班的人，可以补两天假，但是也没有几个愿意值班的，所以约翰逊不费力气就获准固定在星期六值班。他说这样做是为了有时间带妻子去看病。

此后，维克托又命令约翰逊用“米诺克斯”微型相机，从不同的角度拍摄了许多另一把暗码锁的特写镜头，然后由科学家计算出那把锁的暗码。至此，克格勃通向信使中心的障碍全被攻克。11月30日，另一个克格勃特务费利克斯得意地将计算出的密码交给约翰逊，并安排计划让他12月15日第一次进入地下室。当天晚上，费利克斯带着约翰逊驾着自己的小汽车到奥利机场，然后驶向通往行政大楼的一条专用公路，把车辆停在天桥附近的一个拐角处。他对约翰逊说：“午夜过后15分钟，我将在这儿站在车旁，当你驾车接近的时候，我将向你招手，仿佛我正想寻求帮助一样。你停下来，把文件给我。我们估计，那时你离开你的岗位还不到5分钟。”

离开机场，他们又行驶了大约8公里，来到乡下一处荒凉的小墓地旁边。费利克斯说：“在凌晨3点15分，我将在此地把文件还给你。”墓碑之间冷风呼啸，气氛阴森可怖，约翰逊不安地问：“你为什么要挑选这个使人毛骨悚然的鬼地方？”费利克斯反问道：“你要到哪儿？是凯旋门吗？这里没有人来打扰我们。这是我们在附近能找到的最好的地方。”说罢，他走出汽车，从行李箱中拿出两个同样的法国航空公司的蓝色飞行提包，将其中一个交给约翰逊，说：“你把文件装在这个提包里。你在机场把它交给我，我把另外一个提包交换给你，你看看里边吧。”约翰逊见里面装有一瓶法国白兰地，四叠夹肉面包，一个苹果，还有包在餐巾中的四片白药片。费利克斯说，酒中有药物，可以使人很快酣睡，“在我们第一次和第二次见面之间，如果有人来到你的值班室，就让他喝一杯，然后你就可以安全地离开，来我们这里拿回文件。如果你也必须陪喝一杯的话，把这药片一次服两片，5分钟后再服两片。这药片会防止酒中的药对你发生作用。”

费利克斯又带着约翰逊驶到巴黎郊外D33号公路约22公里处，然后走进离公路近200米远的一片地里。在一棵树下，他挖出一块大石头，将它拧开后成为两块空心的石头。低声说道：“遇到紧急情况时，你会在这儿找到有你的照片的加拿大护照、身份证、钱、指示、一枚1921年的美国银币，然后到布鲁塞尔去。左手拿着一份伦敦《泰晤士报》，每天上午11点钟到福莱大街第100号街区去。我们的代表会走近你，拿着一枚1921年的美国银币，问是不是你丢失的，然后你也拿出你的银币，并听从他的命令。”费利克斯还强调说，如果约翰逊星期天离开信使中心后不及时发出安全信号，克格勃的逃跑计划就自动生效。发出安全信号的方法，是在回家路上的一个电话间旁丢下一包“好运”牌香烟，里面用铅笔写上一个“X”字母。

为了让约翰能熟悉并牢记所有这一切，他们几乎每天都反复地演习。最后一次演习是在12月14日，星期五晚上。费利克斯再一次带着约翰逊按程序转了一圈，最后祝他顺利。

星期六晚上在信使中心，约翰逊打开收音机，在11点正将表校准。与此同时，在巴黎的苏联大使馆，克格勃的一批技术人员也从莫斯科经由阿尔及利亚飞来，集中在三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他们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