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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相反，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一味地抱怨，对痛苦一再地强调，心理就会失衡，就会更痛苦，就像进入了怪圈，遇上了鬼打墙，出不来了。

有时候，生活正需要像史铁生说的：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创造意义。这话对谁都比较有意义。

承受极限

如果我们对生命极限的承受力采取一种回避态度，甚至否认它的客观存在，那我们探讨研究它的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纵有千般苦痛，您有“知足常乐”的灵丹妙药，连阿Q都可以成为自身的救世主，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瞎操这份闲心？

知足常乐并非灵丹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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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杀行为问题的讨论我是有范围限定和条件制约的，你已经把范围和条件扩大化了，这就曲解了我的本意。正如你所言：“对生命质量的理解是和每个人的阅历、学识、个人的敏感度以及生存环境紧密相连的。”简言之：起点的不同，决定着人的认识和选择的不同，也正因此，终点的到达同样表现出参差不齐的态势。应该承认，任何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承受力都是有极限的，而且这种极限是动态的。我们探讨研究这种极限的目的，正是为了不断地超越它。比如海明威的时代，抑郁症还是个难解之题，发病范围也较小，而今天，控制起它来就比较容易，但其发病率却因现代社会日益激烈的竞争局势节节攀升。这就给我们的社会人文学家和生物学家提出了更严峻的任务，如果我们对生命极限的承受力采取一种回避态度，甚至否认它的客观存在，那我们探讨研究它的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纵有千般苦痛，您有“知足常乐”的灵丹妙药，连阿Q都可以成为自身的救世主，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瞎操这份闲心？

绝望的弱势群体

生存质量的起点不同决定着一个人对其认知的高低和承受能力，在这点上我们的观点无异。但我们的讨论所涉及的群体大部分没离开我们身边的城市一族，甚至囿于那么多威望文人的圈子，这是我们的局限。如下我也想讲两个亲眼所见的农村实例：大约十年前，医院里住进一位农村外伤截瘫病人，当时为了看病，老两口给惟一的这个伤残儿子已经借债两万多元。我对老两口详细讲述了这种病的不可治愈性，劝他们不要再花冤枉钱了。两个星期后，他们回了家乡。一个月后，随他们进京看病的那位亲属给我来了封信，说刚刚回家，债主们就纷纷登门，而凭着他们那几亩薄地维持生计的状况，下辈子也还不清那两万多元的欠账呀！一家三口最终选择了自杀！

大约八年前，我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准备做第三次手术期间，看到一位从陕西沿途要饭步行来北京的老人，在医院大厅里他诉说着儿子摔瘫后的窘况。看病根本就没那奢望，只是瘫后不能活动导致的大便干燥使儿子大受其罪。听村里一位从北京当兵复员的老乡讲，北京的康复中心有办法治疗，便借了35元钱步行到了北京。其实他所求买的不过就是任何一家医院都见得到的“开塞露”。老人不懂，只迷信北京是个无所不能的地方。他讲述这一切经历时，没流一滴眼泪，浑浊的目光里，充满着被生活蹂躏后的麻木感，倒是一旁的听者们忍不住地擦拭眼睛。众病者为其捐了两千多支“开塞露”，三天后老人带着受助的药品、食品及路费踏上了归途。人们猜测，他肯定还要步行回家。

生存质量的满足程度有两种评价，一是自我评价；二是公众评价，这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它们相互包容。例如你追求伟大，为的是公众形象的高评价，而获得这种高评价之后，又必然给你自身带来极大的满足感，继而自我评价也随之提高。因此，我认为陆幼青最后的日子生命的质量是很高的，以至达到了辉煌。人不是为目的而活，而是为过程活着，欲望（中性词）无止境，追求无止境，否则你如何解释西西弗斯的不厌其烦？其实海明威亦如此，诺贝尔奖不是他的终点，他的确是对自己不满足，不满足的是无可奈何的疾病痛苦和由此带来的不能继续创造。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向内的建立。人可以走向天堂，也可以不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