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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进快要干透的河床。阿不旦河两岸的胡杨、红柳恢复了蓬勃生机，大片草滩又绿意盎然。刚迁居米兰的罗布人一直心存返回故地的念头。阿不旦河回归了，罗布人的故土之恋也随之复活了。热合曼和十几个乡亲，率先重返阿不旦。但这次河水重来只是“回光返照”，中断的生活已经接续不起来了。他们盼望奇迹再次出现，固执地守在日见荒废的阿不旦，不肯离去。直到阿不旦河又突然不辞而别，渔村阿不旦再次成为无人认领的“弃婴”，这一带彻底沦作荒漠，才最终放弃了这个在罗布荒原存在着罗布人的象征。

热合曼又说，在这以后，大约是50年代后期的某一年，有一点点水又流进已经起沙的阿不旦河的河床。已经是米兰乡居民的罗布人奔走相告，人们络绎到河边探视，纷纷做着再回阿不旦村的准备。可这次更令人失望，重归的河水甚至连阿不旦村也没有流到，连河底也没有浸湿，就完全断流。

这次，我和库万、热合曼谈得最多的是在阿不旦时期罗布人的生活。

对于童年，他们印象颇深的是只要一下水就绊腿的、吃不完的鱼。妇女们带着孩子，把瞪着眼睛的半人长的大鱼埋在沙子里脱水，再将脱过水的鱼干悬挂在迎风的萨特玛。他们用红柳木叉烤鱼，用微咸的湖水清蒸鱼，菖蒲的蒲黄拌上鱼油是孩子们最喜欢吃的一道特色菜。鱼皮能够制作种类繁多的日用品……鱼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红柳制成缝衣针。连伯克定期到库尔勒去拜见清廷派驻的办事大臣，奉献给清廷的贡品野物，也得带上足够的鱼干作为干粮。作为罗布人，贡品当然是象征性的：天鹅的羽毛，水獭皮张，诸如此类而已。罗布人中相传，吃五谷杂粮会大吐不止，而且有违祖辈相沿的习俗。所以这种主食品种的改变，想必是一个痛苦的、一再反复的过程。

如果罗布泊还有水，如果罗布人还能打到鱼，他们会主动依赖于农耕吗？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水少了，鱼也日见稀疏。为维持生计，20世纪最初一二十年间阿不旦最后的村民却不得不向附近的邻人学习谋生技艺。他们从米兰、英苏、阿拉干的维吾尔人村落买回牛羊，也想试试家养。但放了一段时间，这些家畜就成了“野生动物”，还得靠一场紧张的狩猎，才能吃上牛羊肉，喝上牛羊奶。而据有的探险家记述，在罗布人的村落曾见到过老野猪就在居民的房前屋后觅食，这让外来人不禁要产生错觉，以为罗布荒原的野猪有一定的比例实际上就是逃归自然的家养的猪后裔。罗布人的生活所需都是取自身边，针是红柳针，斧头是石斧，衣服是水鸟羽绒或罗布麻织就。房屋是芦苇和土坯垒起……而外人难以进入的罗布荒原，就是他们的避秦桃源！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五　没带地图的远行人（5）

我所接触过的罗布老人都曾告诉我，罗布人本是相戒不与附近的其他居民来往的，因为他们世世代代自相婚娶，并认定与外人接触会带来天花。他们无法抗拒的，是外来的传染病。

虽然时过百年，但是听罗布老人谈起清代的一次瘟疫，还让人毛骨悚然。如果哪个村落有人患病，大家就齐聚路口，把村落封闭起来，哪怕是飞禽走兽也是只进无出，外逃就乱棍打死。

据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从伊犁经天山到罗布泊》一书记述，在他1876年抵达罗布荒原的20年之前，罗布人当中曾流行过一场灭绝性的传染病——天花。这样说来，可以推知罗布人的这场劫难应该发生在清咸丰六年（1856）前后。

看来，天花是罗布人进入近代社会的一大代价。在我第一次环游塔里木时，一位50年代初曾在米兰等地搞过土改的老人告诉我，当年罗布人村落里没有得过天花的人简直寥若晨星。而据清朝的文献记载，在罗布荒原的瘟疫之后，当地政府清点过户口，给每个幸存者发放一匹红布为贺。

我问库万老人，是否记得这回事。

他略带苦涩地说：“按班派的人不敢和我们直接接触，怕传染，只是悄悄靠近村子，守候在村头的胡杨林里。等到天亮，见到哪个萨特玛升起炊烟，就在门上挂一条红布。事后数数挂了多少条红布，就是还剩有多少户罗布人躲过了劫难！”

一匹红布？一条红布？

我相信库万的回忆是正确的。

楼兰王国立国的七八百年间，在东西方文明的交会、碰撞中，楼兰民族经历了发展、衰微、跌宕、迷茫，绝境求生……种种令人困扰但挥之不去的过程，并以极强的生存能力和适应性，确立了在历史上的地位。

楼兰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