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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7月，我曾专门去哈密的这个拉甫乔克——纳职古城寻访遗迹。

这个古城所在地今天叫做“四堡”。古城是“吕”字形，白杨河就从南北两个城池当中流过。这肯定是个沿用很长时期的古城，甚至在汉代就已经有人居住了。我们可以推想，这一支楼兰遗民之所以跑到天山这一边的哈密四堡，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原本就是楼兰人开辟的。

我独自久久在拉甫乔克古城漫步，希望在这里与楼兰遗民产生心理感应。古城的城墙时断时续，而城内的一些引水方便的地域，已经被现在的农民开辟为苗圃、果园甚至羊圈。那正是中午，古城内外见不到一个人，我找不到当地居民，也没有人能回答我的疑问。

六　故土难离（4）

我在果园的水渠边捡到一枚唐代的古钱“开元通宝”。我马上联想到这个铜绿斑斓的货币也许曾经鄯伏陀使用，甚至曾被他携回罗布泊故地，又返回拉甫乔克——纳职。这“无用武之地”的古币难道是在向我传递着有关楼兰遗民迁徙的特殊信息？

历史文献已经指明，楼兰亡国后，在古楼兰民族的摇篮——罗布泊岸边有一支固守家园绝不离去的遗民，而楼兰故地也并非成了死界绝域。遗憾的是，从唐代以后罗布泊区域就进入了长达近十个世纪的晦暗难明的时期。古道他移，兴旺不再，罗布荒原失去了在丝绸之路的关键位置。罗布泊畔这些楼兰遗民自生自灭地度过了数不清的日子。直到清初开始经营西域，这世世代代繁衍在罗布泊水域的罗布人才又重现于史册，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自从收复西域后，清朝的一项决策就是以西域作为流放犯人的地点。清嘉庆年间新疆最著名的流放犯人之一，就是北京大兴人徐松。而徐松以其倾心撰写的历史地理学著作《西域水道记》作为虽然流放新疆，但并未虚度年华的明证。迄今为止，徐松《西域水道记》仍是不能替代的。肯定也是受到“黄河重源”说的影响，徐松特别重视罗布泊及其水系。可以说，仅就这一点而言，《西域水道记》就是不朽的著作。就是在这本书中，作者尝试着对罗布人的情况作了概括和归纳，并将官方档案中有关的记载作了汇释。这样，从清初到《西域水道记》成书的嘉庆年间，罗布人又重现在史籍中。

清初，西域为蒙古准噶尔部所据有。清在无暇西顾时，没有忘记先后占据了哈密、巴里坤和吐鲁番，留作今后经营西域的起点、踏板。据《西域水道记》，康熙六十一年（1722）清军为巩固在西域的支撑点，派兵赴吐鲁番筑城屯田。清军的这一举措在西域产生了反响，罗布荒原就在吐鲁番近邻，罗布人的酋长古尔班率先到吐鲁番清军军前纳款“内附”。而古尔班所辖是喀拉库顺、萨达克图、哈剌和卓三个村落的一千余人。为削弱准噶尔的势力，清廷原计划在雍正元年（1723）将这批复显于世的罗布人举族迁往内地，安置在河西走廊某处。这些罗布人虽然急于摆脱准噶尔的统治，但他们早已习惯于世世代代生活在罗布泊水边，既不希望离开湖泊水域，也不能整族从陆路迁徙。因而，这个动议只得作罢。

此后，历史似乎在重演。在清与准噶尔蒙古之间的罗布人，太像他们的先民楼兰人处在汉与匈奴之间了。而清与准噶尔对西域的争夺，也与汉与匈奴之争颇有相似之处。

到了乾隆初期，清因一时力所不能及，就与准噶尔作了妥协。议定双方势力范围时，罗布荒原归属准噶尔部。乾隆二十一年（1758）清与准噶尔部又启战机。一次，清军将领阿里兖追击敌军，意外来到罗布荒原，他发现这简直是个世外桃源，不但林木深密，而且地域广袤，足以深藏奥秘而不露。而在这片区域内，仅生活着600个以渔猎为生的“化外之民”罗布人。此后，清正式将处在两强之间的罗布泊地区划归版图。

据徐松《西域水道记》转引的清人记载，乾隆、嘉庆年间固守湖畔的罗布人分为两个部落，一个叫喀拉库勒，另一个叫哈剌和卓，各由清廷册封的五品伯克统领。喀拉库勒的含义从来没有人弄明白过，但在近世一般又指游移到罗布荒原西南的塔里木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