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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说好者，也有说坏者。而舆论方面，又清一色站在方履中的对面。《安徽通俗公报》办报之初，就对收矿运动进行了大量关注，不仅组织力量专门采写，而且每期都有辛辣讽刺的文字出来。安徽民众当时的立场在两方面，对外是收回利权（矿山、铁路等），对内是反对中央官有企业（浙路川路等）。《安徽通俗公报》抓住这两点，一是对官府的忍让进行批评，同时对方履中趁机捞财进行调侃。许多黑幕，也是通过《安徽通俗公报》，让读者有了更多了解。《安徽通俗公报》的发行量也由此骤增，仅在城区，就一度达到5千多份。媒体的力量远远超出官府和方履中的想像，虽然多次交涉，但报馆方面始终不做让步。

劫难

于是，劫难发生。

最初，报馆设在姚家口“萍萃楼”客栈，离尚志学堂只有几步路。客栈老板毕少斋，骨子里也是激进的革命者。他说他开客栈的目的，就是为淮上老乡来省城革命提供方便。后来报馆事业做大，“萍萃楼”就显得小，人来人往，也不方便。安徽省城总商会副会长程鸣鸾知道了，就在“高岗鸣凤”腾出几间房，让报社搬了过来。

“高岗鸣凤”为两层两进住宅设计，青砖扁砌，因大门横额“高岗鸣凤”而名。之所以称“高岗”，源于它的位置，楼房建在县下坡头，大门朝西，前街鸣凤里南北走向，北过县门口街，就是怀宁县衙。南走县下坡，七弯八拐，会绕到西门内正大街上来。当时旅居安庆城的客商较多，程鸣鸾建造“高岗鸣凤”，就是以出租为赢利模式，出租对象多为一些钱庄的大老板。

劫难是深秋的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发生的。当时报馆的几位编辑，因为编了一版好稿，硬逼着方复明出钱，到钱牌楼天乐茶园听戏，报馆里没有人。等他们回来，发现门被敲开，桌上的稿件已经全部抄了个底翻天。办公用的笔墨，也全部一扫而空。问四周的房客，说杀气腾腾来了一大帮子人，黑衣黑裤，五大三粗，来了就直奔报馆，那种气势，哪个敢目前阻拦，还说幸亏他们外出了，若有一个两个人在家，也不是他们对手，不被下条胳膊，也要断条腿不可。

郭始鸣是第二天才知道报馆被抄的，她赶来时，方复明说，“对方也太小看我们这些革命党人，他们这些雕虫小技，糊糊平民百姓还可以，我们走南闯北的人，能被他们吓倒？”话虽这样说，但报社的底气明显伤了大半。

那一刻，郭始鸣没有说话，她从方复明的眼中，读到的更多是淡淡的忧伤。报纸创办半年多来，眼前的这位大男人，虽然极力想表现出他的勇猛，他的睿智，他的刚毅，但他以及他的这个团队，力量还是单薄了些。无论是与强权官府抗衡，还是与强势实体抗衡，都显得太柔太软太书生气。郭始鸣暗暗有一种预感，这之后，尽管报纸还会继续坚持，但气数已经虚弱，随时都有停出的可能。

这年的十一月，官府终于以有关保证金不足为由，饬令《安徽通俗公报》停刊。方复明对此只能付之一笑。事实上，《安徽通俗公报》从一开始，就按正规的路途进行了。当时报刊出版，依靠的是两个法律，一是《大清印刷物专律》，一是《大清报律》，方复明深懂其要害，在申请办报之前，就对这两部法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是正正规规将办报申请向安庆府衙监申批，包括报刊创刊登记必须填写的名称，体例、发行人、编辑人等细项，还包括印刷人姓名、履历、住址，发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称及地址，一条也不能少。而这报纸，也由安庆府申报安徽省督抚，后又咨民政部存案。至于保证金，更是按官府要求足额缴纳，不存在多与少的问题。现在官府以此理由饬令停刊，也只是一种借口吧。

而此时，报纸也已经到了步履维艰的地步。报馆遭劫之后，同文印书馆张受泉找到方复明，一脸难色地说：“该明贴的我也贴了，该暗补的我也补了。你们为革命办报，我为革命出力，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可惜我的能力实在有限，还是请你们另请高明吧。”无奈之中，大股东王龙廷从中周旋，将报纸的印刷，转到安徽官办印刷局来。安徽官办印刷局是巡抚朱家宝倡建的，筹建了几个月，到这年8月正式开工。安徽官办印刷局设在谯楼后藩司署内，采用的完全是新式印刷技术。创办之初，经费，由司署筹拨。其印纸品分官、民、商三种，前两种格式和价格由印刷局确定，商用品格式则由印刷局与商家共同商讨，价格随行就市。《安徽通俗公报》在安徽官办印刷局总共只印了十多期，就遇到了“保证金”事件。因为印刷局是官办的，官府一言一行，必须言听计从，所以，官府这边刚一发话，那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