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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茹梅不是公社抽调的，而是下面推荐的，下面推荐的就不一定是最漂亮的。

不管来这么多领导来参加会议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是既然来了，那么总是要说两句的，要是一句话不说，那么还真的让人怀疑他们是看美女的。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专门来看美女的，领导们都要发表讲话。而且这些领导几乎都非常有水平，居然每一个人都能说上一大通。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提高了这些人的思想觉悟，他们居然每个人都能把延安公社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事情与世界革命挂上钩。每一个领导说完，自己都要带头鼓掌，他一带头鼓掌，台上的那两排人就要跟着鼓掌，台上的人一鼓掌，台下的这些人马上就鼓掌。台上的人为什么鼓掌台下的人不知道，但是台下的人自己为什么鼓掌他们心里面非常清楚，因为他们知道，一鼓掌就代表这个人说完了，说完了就该下去了，等到他们全部都下去了，就该吃饭了。这里虽然没有重庆朝天门二娃子扒肥肠那样的美味佳肴，但是比他们在生产队的油水肯定要重一些。可见这些宣传队员的觉悟比台上领导低多了，领导想到的是解放全人类，他们想到的居然是自己的肚子。

下午自由讨论。所谓自由讨论可以理解为自由活动，但是活动的地点只限制在大礼堂之内。不知道是不是鹤立鸡群的缘故，公社的这个大礼堂看上去居然比重庆临江门的人民演剧院还要大，特别是门楼子上，一个画得不怎么象的毛主席像，在两边成放射状的三面红旗衬托下，显得光芒四射。为了增强这种光芒的效果，又在毛主席像的上方专门画了几条金光，这样，毛主席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太阳了。

礼堂的外表虽然雄伟，但是里面却差强人意，舞台上一块幕布都没有，光秃秃的，仿佛是为了证明从这个舞台上发出的任何声音都是绝对真理，因为只有绝对真理才不需要修饰，不需要修饰就是没有什么可掩饰的，用当时流行的话语说，就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既然台上是真理，那么台下当然也就不甘示弱，为了台上台下协调一致，下面的观众席上干脆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斜斜的土坡，革命得更彻底。其实这样也是为了给人民更加广泛的自由，真要是有什么演出活动，观众不仅可以省去对号入座的麻烦，而且可以选择坐，也可以选择站，甚至可以选择蹬，反正可供选择的姿势越多说明观众越自由，也说明这里的政治空气越民主。观众席上实行彻底革命的另一大好处是方便了宣传队员晚上睡觉，那时候公社还没有招待所，一下子集中这么多人来到公社，晚上睡在哪里？只有睡礼堂。事实上，昨天晚上就是女队员全部睡在舞台上，男队员全部睡在舞台下，如果公社的礼堂也像重庆临江门的的人民剧院一样，里面安装满了座位，那么男队员晚上怎么睡觉？可见，公社革委会的负责人在当初建设这座雄伟的礼堂的时候是具有预见性的，要是他当初在礼堂里面安装了座位，那么男队员可能就只好也睡在舞台上，如果那样，就很难排除男女混居的嫌疑。可惜公社领导的苦心并没有发挥长期的效用，事实上，他们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发现这样分居行不通，因为下面的坡度太大，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几个男队员已经顺坡滚到了舞台跟前，弄的几个坚守原地的男士觉得自己吃亏了，因为那是一个强调人人平等的年代，要挨女同胞近就必须大家都近。为了实现平等，最后他们全部住到台上，男队员在前台，女队员在后台，前台与后台之间隔了一道墙，男队员一般是滚不过去的。

这时候项茹梅和欧阳健、倪和平三个人在一起，他们好像都不知道自由讨论到底是讨论什么，因为他们的觉悟显然没有公社革委会领导那么高，主要是不会把公社组织宣传队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联系在一起。既然不会联系，那么就只好练习。反正在巴山话当中联系与练习差不多。于是倪和平搬来手风琴。手风琴好，一个手风琴差不多就相当于一个小乐队，就能够把一个宣传队闹起来。欧阳健很知趣，知道自己的小提琴比不了倪和平的小提琴，不仅在业务上比不了，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法相比，当年苏联红军闹革命，与革命战鼓一起奏响的就是手风琴，而不是小提琴，小提琴一看就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于是干脆就不用拿出来了，直接拿嗓子唱，高唱革命样板戏。倪和平问欧阳健唱什么，欧阳健一下子被问住了，不知道唱什么。项茹梅说：唱红灯记吧。欧阳健说好，就唱红灯记。于是倪和平用手风琴起了一个头，欧阳健唱了一段《临行喝妈一碗酒》，唱完之后，竟然博得了一阵掌声，而且这个掌声比上午的掌声还热烈。项茹梅当然也使劲鼓掌，但是她觉得总是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