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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虽是*时期，男女之间的*事，却一点也不少。

那时县城里公厕的分布，似乎比现在还要相对的多。比如就在我们那个公厕的大路对过，也有一个公厕，属于石灰窑居民区的。由此再朝西不远，在现在的立交桥，过去的铁路搬道口，路边也有一个公厕。更不用说，我们前面的农业银行，文化馆内外，铁路小学，都有公厕可以无偿享用。正是吃的困难，拉的却方便极了。

全运河街的公厕，大小皆不同，风格也各异，我们最看中的有两处，一在文化馆东厕，一在县医院东侧。厕所都是苏式建筑，有百页窗，高高的吊楼，大小储便池既深，且在墙壁外，十分卫生、整洁。只要不内急，我们都会跑到文化馆东侧的公厕里去方便。公厕的角落里还放着石灰和煤渣，以及扫帚之类。只是遇到喜欢恶作剧的我们这群调皮的小孩，煤渣、石灰就成了炮弹，扫帚自然是最好的冲锋枪。我们还打家劫舍，帮助以拾大粪为生的邻居偷公厕里的大粪。那邻居父亲是铁路退休工人，负责铁路小学和铁路搬道口厕所的大粪。收来后，在其屋后的空地上，晒成粪干，卖给乡下的农民种甜瓜。他的门口有一间小瓦屋，专门收藏成麻袋的大粪干待价而沽。我们帮他偷大粪的好处，是他可以送我们一些粪干子，抛在鱼塘里当鱼引子。或者到他晒粪干的屋后园子边钓鱼。那里面临鱼塘子，长满了灌木，很隐蔽，看鱼的人发现不到，鱼也特多特肥，甚至于在粪干子下面，还能抓到老鳖呢！

不过铁路的拾粪老头和大粪场的拾粪老头，经常因为我们的缘故，发生争吵。其实铁路的拾粪老头很正直，从不乱拾粪，而且他拾粪的时候，穿着很威严的铁路制服，一身正气呢！所以，吵来吵去，吵出了他儿子的主谋和我们这些偷粪的从犯，结果便是那邻居挨一顿痛打。再然后，是铁路工人把我们叫到他门口的大柳树下，讲革命故事。晚上，还会在柳树上挂一盏和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拿的那种铁路专用灯一样的大马灯，讲一段聊斋故事，听得大家毛骨耸然，他却讲得嘿嘿干笑。那时脑海里有一个奇怪的印象：《红灯记》的李玉和应该长得和拾大粪的铁路工人一模一样。

对于我们来说，公厕还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正是越脏的地方越安全，只要不被对方捉到，我们可以钻那墙角的那一大堆煤灰里面去。至于钻过墙洞，躲到化粪池的边沿上，为了胜利而忍受臭气直熏脑门，那更是常有的事了。

2007年10月15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街道

六十年代初，县城的居民区划为四个街道，即码头、跃进、青年和车站。码头街道管辖现在的运河派出所正南以及向东的地域，靠近运河码头，以码头附近的居民和船民为主体。跃进街道则是其向西至铁道，向北至火车站，向东至大十字街口的广大区域。青年街道是铁道以西至化肥厂、抽丝厂的工人居住区。车站街道则是火车站北的以铁路工人家属为主的居民区。四个街道统属于运河镇管辖，几乎占了县城居民的绝大多数。

我之所以对街道特别熟悉，是因为我母亲就是跃进街道的主任，我经常跟她参加有关街道工作的各种会议，而且还常常跟她去别的街道参观或开会，至今，我还记得四个街道主任的姓：码头的郭主任，青年的倪主任，车站的魏主任，我母亲，则官称常主任。街道的全称是“街道居民调解委员会”，*时改作“街道居民革命领导小组”，后来又改为“街道居民委员会”。现在想想，和现在的社区委员会倒是不谋而合，只是那时街道的权力很大的，大到相当于一级政府。总之吧，一个居民的所有社会权力，几乎都要经过街道，比如招工上学，领各种证券，社会活动，等等等等。

正因为街道和每个人有如此密切的关系，而且那时街道上的各种活动又多，县城又是如此之小，小到各类型的商店门市都是独此一家，所以大家相见的机会多，多到我们走在街头上，很难见到一个陌生人，而且一看，就知此人是哪个街道的。如果遇到不认识的人，一般来说，此人要么是外地来的，要么就是乡下来的。这一点，常令那些老街人感慨万分，因为现在走在大街上，正相反，你很少见到几个熟悉的人，仿佛你自己是这个城市的陌生人了。

那时的居民区管理得似乎比现在还要规范，别的不说，就说门牌吧，我现在住在向阳小区有十年了，始终没有门牌号，送水送气的，很难找上门，更不用说，邮寄信件之类了。而那时，各家都有门牌号，直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我家的门牌是运河镇跃进街道青年路一巷31号。那是一个木制的蓝底白字的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