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第1/4 页)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我国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以最快的速度，赶在法国之前，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的跨越。

回去的路上，有人向父亲说出了上述时间表。父亲自豪地对身边的人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的科学家该有多好啊！”

父亲主持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右为张震寰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美国1952年爆炸的是一个65吨重、三层楼高的氢弹装置；苏联1953年爆炸的第一颗氢弹虽能用飞机空投，但爆炸威力只有40万吨。而中国第一次氢弹试验，便成功地实现了体积较小、重量较轻、聚变比较高的百万吨级氢弹的预期目标。它再一次证明，外国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办到，而且能够办得更好。

氢弹爆炸后不久，毛泽东高兴地说：“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是第四位。我们搞原子弹、导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他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我手头的一份资料表明：我国在突破原子弹和氢弹以后，很快又掌握了中子弹技术。美国和苏联先后做了上千次核试验，法国也做了200多次核试验，我国总共只做了45次，但我国核武器的技术水平并不低。我国核试验的成功率和效费比，在世界上是最高的。

。　想看书来

三百万吨，够了！够了！（3）

氢弹炸响两天之后，父亲乘飞机回北京。在马兰机场，他站在飞机的舷梯上，面对前来送行的两派群众，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是‘裂变’产生的威力。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像‘聚变’一样，把基地的各项工作搞好！”

飞机起飞了，父亲恋恋不舍地望着机翼下的大地。也许这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出征罗布泊。在文革的风暴中，他见证了两次核聚变的光芒，他深深地知道，这是来之不易的。

直到父亲的晚年，他一直关心着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

1976年，11月11日下午，父亲出席了中央军委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关于10月17日成功进行地下核试验的情况汇报。

朱光亚回忆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1978—1979年间，聂帅发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研制计划出现的问题。它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产物，要求研究用强击机带核炸弹，这大概是从林彪、吴法宪这条线下达的任务。工作已经开展，也投了不少钱。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聂帅很明确地提出这样的工作是不宜于开展下去的。他从运载工具有缺点，特别是从我们的战略思想、我们的政策的高度来看武器型号发展的。聂帅指出，我军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我们不应该发展这样一种型号的武器。在1979年的‘专委’会上，这是最后的一次专委会，小平同志、叶帅、聂帅、徐帅都参加了，聂帅在会上又阐述了他的观点，会上很多领导同志认为聂帅是非常正确的，于是这个项目就下马了。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聂帅运筹帷幄，从比较高的角度来分析、指导我们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作应该怎样发展，这点对我教育很深。”

1980年后，我国核试验完全转入地下。1996年7月29日，我国在成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爆炸后宣布暂停核试验，这一天，我国政府庄严宣布：

“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试验起，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现已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中国广大工人、科技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及所有从事国防建设的工作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为研制和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父亲与核试验基地的同志们共享成功后的喜悦

我很关心这件事（1）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这里，他把卫星与原子弹、氢弹等同起来，可见，卫星也是何等的重要。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的原子弹、导弹的研制还在起步阶段时，卫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