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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应该说是至理名言。

改革开放之后，有人认为，只要国家有了钱，我们可以走捷径，就可以花钱买装备，买技术，买一个军队现代化来，不必要花那么大力气，那么多时间自己研制。父亲坚决反对这种态度，他和张爱萍、刘华清、洪学智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有——

中国这么大，武器装备一定要立足自己研究生产，靠外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受制于人。

武器装备依靠进口搞现代化是妄想。我们不能靠进口买个国防现代化……当然不排除引进个别关键技术，至于整套引进，那是做梦。　我们没有那么多外汇，外国人也不会把先进技术全部卖给我们。

买外国的，一定要注意买专利。引进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仿制研究，今后自力更生设计制造中国自己的武器装备。

有些人总想搞进口，是思想上的懒汉，不考虑后果怎么样！过去“两弹”靠自力更生还不是都搞出来了。中国人并不蠢。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只要坚持自力更生，大力协同，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一定能搞出来的。

飞机用的雷达、电子装备、火控系统，这些配套设备很重要，否则你的飞机就起不了作用。这些设备也很复杂，在国外往往是几个国家协作搞，我们国内更要组织大协作，才能搞好。

军事工业中文明生产很重要，外国人一参观我们的工厂或科研单位，首先提出来的就是这个问题。

怎样尽快地使我军的武器装备现代化，是父亲后半生最为关注的大事之一。在经历了“文革”的停滞之后，我军的装备研制终于迎来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

新的攀登（1）

科学研究，其实就像登山一样，是个不断攀登的过程。这是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把不断攀登科技领域的高峰，当作科技事业前进的动力和目标。

导弹、原子弹、卫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攀登上的一座座科学的高峰。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条战线加快了前进步伐，国防科技领域更是一马当先。中央确定的任务是：继两弹一星之后，我国要在洲际运载火箭、潜射导弹和同步卫星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当时，这三项任务称之为“三抓”。

这时的父亲，已经年近八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亲临重大试验的第一线了。他原先承担的一部分重任，已经放到了张爱萍的肩上。

早在“文革”后期，张爱萍就被邓小平、叶剑英和父亲等人推上第一线领导国防科技工作。多年以来，张爱萍一直在父亲直接领导下工作，父亲对他很信任，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但是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邓小平再度受冲击，张爱萍也受到“四人帮”一伙的猛烈批判，处境艰难。张爱萍住进医院，父亲牵挂他，亲自到医院看望，说：“爱萍，你务必好好休息，好好治疗，这些日子，你太辛苦了。有人说，我是你的后台。他们说得一点不假，我就是你的后台，我也乐意做你的后台！”

父亲的话，令病中的张爱萍深受感动，这句话他一直记着，父亲逝世后，他在一首悼念诗中，曾写道“翻案后台我愿当”，就是说的这件事。

“三抓”任务，是由张爱萍在第一线亲自指挥的。

“三抓”中的“第一抓”　，是洲际运载火箭发射试验。

早在1965年3月，中央专委就决定我国要研制洲际运载火箭。如果有了这种火箭，中国的“拳头”就可以伸得更长，国防更有保障了。由于“文革”的影响，研制工作被迫一再推迟。1975年5月25日，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中央军委关于洲际运载火箭的研制计划。

为了完成洲际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需要一支在海上活动的跟踪测量船队。1974年，我在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后任副主任。当时，组织上安排我参加这一系统工程的组织协调工作，我感到非常高兴。说实在的，能为祖国国防科技事业尽力，就是我最大的幸福。远洋测量船在上海江南厂建造，说起来也是历经坎坷。1970年12月，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把这项工程作为国家重点任务。1972年4月，叶剑英副主席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听取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张春桥在会上提出上海地区承担大部分船舶的建造任务有困难。叶副主席听后非常气愤，用手拨过地球仪，指着“上海”大声地说：“下马不行，要硬着头皮搞，测量船一定要搞，而且要在上海搞。”

那时，父亲基本上靠边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