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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班长师傅请我和小胡师兄一起到他家做客。他的家在城墙根下，房子低矮狭小，比我的小学同学郭来顺的家大不了多少。在交谈中，我也向他们讲了我父母的冤情。

一年以后，掏粪队的师傅们给我们学校的团支部写了信，说我劳动积极、改造思想很刻苦，够团员标准。很快，团支部大会就通过吸收我入团。可是，学校团委书记把我叫去，声色俱厉地说：“你不老实！你还没有把你母亲的右派反党言行交代出来。”团委书记长得干巴瘦，一脸横肉，他神情严厉，眼圆圆地瞪着，剃着平头，十分刚愎，十分狰狞。

回家以后，我带着委屈和埋怨，哭着跟我妈说了团委书记严厉地要求我和右派家庭划清界限的事，我妈那时已经患有神经官能症了，她听后气得都昏了过去。

第二天，我爸带我去侨委党委办公室找了吴济生叔叔。吴叔叔立即就以侨委党委的名义给学校写了封信。只过了两三天，我一进校门，见到一大红榜上公布的新团员名单里有我的名字。

我已经18岁了，高三快毕业了。我入团了的消息并没有使我高兴，它使我预感到了今后政治生活的残酷。那几天里，我所感到的恐怖是此后40多年里遇到的任何艰难险境都不曾再有过的揪心的恐怖。可能也因为有此经历，使我在此后的风云变幻中，总能有所先知先觉，也再没有了怕的感觉，最多是有点紧张而已。

我对我妈和我爸永远怀着歉疚……

不高考想当兵

1966年初，我们的高中毕业考试结束了。我考得很好，但我决定不参加升大学的高考了，我要去当兵，为此我把名字也改了，叫彭振戈。当时，我们高三·三班的班主任已经换成了教政治的老师，他找我谈话说，为了提高学校的升学率，希望我参加高考，但我没答应。

当时我们班只有我跟王开平两个同学不参加高考，他比我大一岁，我属猪，他属狗。王开平是要求下乡，我是要求报名参军，参不了军也下乡。二班有个叫曲折的同学也不参加高考。

那时候，正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吴超明和邱苏达大哥哥当了兵以后，常给我讲部队的故事，而且到学校来给我们搞军训的战士们那种淳朴的军人气概让我很羡慕，再加上我对学校政工干部和政治课老师那种动不动给人上纲上线，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那种嘴脸已经讨厌透了，总之，我就是想去当兵，上了战场你看谁怕死。我想王开平可能也有这种想法。他父亲是军火工程师，抗战时给“国军”设计枪炮，解放后给解放军设计反坦克炮。

侨委大院里有一个从小和我一起打乒乓球的郑昭明，外号叫“小红脸”，他比我大一届。他是五中毕业的，成绩很好，长得很英俊，眼睛炯炯有神。他是华侨领袖的子弟，但他家跟国民党可能有点瓜葛。1965年高考后，他满以为自己肯定是可以考上北大、清华的，在我们面前显出得意洋洋的样子，可是到发榜时，他却什么学校也没考上，灰溜溜的样子很让人同情。有他的前车之鉴，我就不考大学了。我想，我假如因家庭出身问题连兵也当不了，就和王开平一起去当农民，我自信能吃苦耐劳，而且王开平这个人套用现在的话说：是那种可以不设防的人。

离高考还有两三个月，别人都在教室里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我们三人却每天在学校里搬砖运沙。

没想到高考还没开始，“###”却开始了……

⒍　“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1）

“运动还没有完呢！”

在“###”中，我们班的原团支书侯红军告诉我，班主任、政治课老师曾在班干部会上说：“彭安鸽的思想很反动……”我回想那可能是因为：1966年初春的一天，我爸拿回家一个中央内部文件给我看，文件内容是有个叫骆小海的中学生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叫《获得五分的秘诀》，文中批评老师的教育方法死板，对教育制度发了一通牢骚，毛主席为此作了批示。受骆小海的作文的启发，我在作文里也发了一通牢骚，还说了团委书记如何如何霸道……

骆小海就是“###”开始后，在清华大学附中成立的全国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发起者和命名者之一。他还写了当时很有名的《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文。

1966年5月16日之后，有一天，团中央的一位副主席（我记得他姓王）带队来到我们学校，征求同学们对学校的意见。座谈会正好选在我们班的教室里。那次我发了言，其他班级的同学也都有人发言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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