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部分(第1/4 页)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6）

我们队是武装连队。每人都配了枪，这些枪都是朝鲜战场上淘汰下来的：有毫米带枪刺的苏制步枪，有转盘式冲锋枪，还有转盘式机关枪。我的枪是苏联制的卡宾枪，好像没有发子弹。枪刚拿到手时我拆呀玩呀，玩得很熟了，但没几天就玩腻了。房子虽然是砖瓦房，但很潮湿，过不久枪都生锈了。

我们四个同学来前哨六队是曾塞外牵头的，他是北京化工学院附中毕业的，生性幽默，鬼点子多，个子不高，两只大眼睛滴溜圆还有点鼓，大嘴巴总爱笑，一看就像坏人，但他其实心地善良，很善解人意。曾塞外的父亲是江西老红军出身的将军，他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期间，他爸怕他学坏，还曾把他送去内蒙的部队当了几个月兵，所以他很快就和队里的老退伍兵们混熟了，经常在一起开一些很痞，甚至很荤的玩笑。王惠民虽然身体不太好，但是他“###”中潜心学医，会扎针灸，又看了很多“赤脚医生”的书，所以他当了队里的卫生员。有一次，我在山上管理林地时，和大家一起弄到一个大马蜂窝，里边有很多蜂蜜。我们就把它分着吃了。可是回到宿舍后，我的肚子就绞疼得厉害，王惠民就在我肚子上扎了一针，肚子立刻就不疼了。

那时候，每天晚上集体开会都要读毛主席语录，或者是背“老三篇”。我们曾私下对这些形式主义的学习发牢骚。有一位老退伍兵说，他原来是文盲，没上过学，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才扫了盲的。

一次总场开批斗会，各生产队都把本队的“炮派”、“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戴了高帽，挂了牌子，给他们每人一个破盆敲着，由领导带领我们大家喊着口号排着队去大勐龙的场部。那是一个星期天，是赶街的日子，所以一路上有许多傣族妇女穿着五颜六色的筒裙，发髻上插着香气馥郁的黄色玉兰花，挑着担子去大勐龙街子。她们见到我们的###队伍笑着走开了。来到勐龙桥上，有一个正在河里洗澡的傣族男青年，见到我们的队伍，他赤身###、两腿一夹、站着看呆了。我当时还偷笑：如果能带相机来拍下他那刺满佛教文身的###就棒了。现在回想起来，最值得拍的是我们，是我们那认认真真却有如闹剧般的政治运动。我想这张照片应该这样拍：前景是站在河中的傣族男青年那刺满佛教文身的###背影；中景是勐龙桥上我们那荒唐的###队伍；在桥那边，河里蹲着一排正在方便的傣族姑娘，像一群浮水的小鸭子，她们也面向着勐龙桥望着我们；背景是美丽的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

噢，可能是我记错了，那天是一个阴冷的冬天。我们的###队伍来到了勐龙街，这里已聚集了几十个生产队的###队伍。先来的队已经开始“打落水狗”了。就是把本队的被批斗的人四手四脚地提起来，然后“一——二——三”把他们甩进鱼塘里。嘈杂声、口号声乱作一团。不一会儿鱼塘里已站了一片水淋淋的穿着黑衣服的人。岸边的“造反派”大声地呵斥着叫他们爬上来，然后再被甩下去。鱼塘边七上八下的真热闹。我本来还站在外围看着，并暗自发笑。但后来发现鱼塘里有竹枝，是用来防人偷鱼的，已经明显有人被戳伤了。我的心在跳，不忍心再看下去了。我扭头离开的时候，发现疆锋五队的###队伍也来了。排头被斗的“走资派”就是我们那当兵出身的老队长杨春文。我们55个第一批从北京来的知青在他带领下劳动、生活了一年。可是“造反派”领导要搞派性、要搞武斗。我们同学提了一些意见，就被拆散分到别的生产队了。杨春文就被栽赃，成了我们的“后台”。我一见到平时严肃正直的老杨被批斗的样子，立刻血涌头顶，与同班同学王开平和刘安阳不约而同地冲上去，抢过老杨，拉着他就跑。但是“造反派”群众很快就把我们围住，把我们一起拉去打“落水狗”。这时几十个同学一起把我们抢了出来。但老杨被打得更惨了。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7）

那天晚上，场里的军代表宋天明召集我们这些北京知青“谈心”，参加会议的有40多个同学，苏北海、林力、曾塞外等提出：“打落水狗”不符合中央领导讲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宋天明“舌战”群知青，整整一个通宵。

从此，我们在各自的生产队，成了领导不点名批判的“路线觉悟不高”、“站错队”的“靶子”。

我也当了一回政治运动的打手

我们前哨六队揪不出什么反革命，这里的老工人都是退伍军人出身，但上边布置各个生产队不管三七二十一，都要揪出“地富反坏右”和“炮派”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