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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大，皮肤比较白净，对生活很讲究。在集体宿舍里，他们往往可以各自用塑料布隔出一个两平方米的小天地：竹笆床旁是一个木的行李箱，这种木箱北京和上海知青几乎每人都有一个，约90公分宽，60公分高，他们用土坯把它垫高，再用花的塑料布铺上去，布置成一个床头柜或梳妆台，然后在上面弄一些小摆设，有些还洒上花露水，显得很雅致，用现在的话说叫很“小资”。他们一般就比北京和昆明的知青要显得娇气一些，所以刚来的时候，他们生病的或者皮肤被蚊虫叮咬后长疮的比较多。在农场，各地来的人不论老工人还是知青，大家都是讲各自的方言。别的方言大家都还能听得懂，而上海方言外地人就听不懂了，像听外国话似的。但那时候，大部分上海知青虽然会说普通话，可即使当着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他们之间还是讲上海话，让别人感到很尴尬。上海知青来了以后，生产队里就多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上海女知青的门口，常常高高地挂着刚洗过的花###和乳罩，随风飘荡。　。。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16）

当大批知青来了之后，需要领导管的事太多了，领导就顾不上来批判我们了。因此我们“老北京”的处境相对好了一些。加上凌瑜积劳成疾去世之后，老工人和“老四川”、“老昆明”知青们就更加同情我们了。当时造反派已经掌了权，派系斗争相对少了，领导对我们也就没以前那样凶。

1970年的一天，领导通知我带上笛子到分场的业余宣传队报到。原来宣传队里缺少乐手，就让我去吹笛子。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我在六队跟很多人都混成了好朋友，而且我认为宣传队有很多节目是派性宣传。但上边下的是“死命令”，前哨六队已经把我除名了，好在有冯黎明也和我一起去，他是去拉手风琴的。

分场宣传队是业余的，编在五队里的一个生产班组，大约有十几个人。我到了宣传队，晚上开会的时候，总场管宣传的领导训话说：“目前，六个分场都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各自编排一台节目，除巡回演出以外，还将参加总场的汇演。”他突然话锋一转带着威胁的口吻说：“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滚！”那意思显然矛头是对着我的。

等领导走后，大家都来对我表示了友好，并相互自我介绍。队长张裕豪比我大一岁，是在昆明长大的山东人，戴一副深度近视的大眼镜，其貌不扬，大家都叫他的外号：“张瞎子”。他声音洪亮，身材很魁梧，待人很豪爽，是1963年初中毕业后主动报名上山下乡到东风农场当了知青。他告诉我，是他调我来宣传队的，那个总场管宣传的领导原先是农业中学的老师，也是从昆明支边来的，他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我和张裕豪是宣传队里年龄最大的，很谈得来，后来成了终生的好朋友。那时候我刚学会抽烟，我们俩经常坐在床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直聊天到深夜。他告诉我：他小时候在山东，土改时父亲被划为地主，他就被过继给在昆明作小商贩的姑姑家。1958年以后，生意越来越难做，姑姑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难了。于是在1962年他初中毕业后，就报名上山下乡来到了西双版纳。那时候他才16岁，热情似火，积极上进，样样活计都不肯输给别人，很快就成为生产模范，还入了团。他还特别爱写诗，尤其喜欢激情洋溢地朗诵郭小川和贺敬之的诗。宣传队的朗诵词、对口词以及“三句半”等都是他写的。上山干活“张瞎子”是一把好手，又争强好胜，无论是干活或演戏都要跟别人比高低，而且经常比赢。我们跟着他干，样样活计都不会输给其他人。

我们在编排节目的时候不用上山干活，或者只上半天工。队里的主要骨干是“###”前从昆明、重庆来的老知青，也有一些新来的昆明、北京和上海知青，还有两个湖南老工人的子女。我除了吹笛子以外，还应邀客串演些对口词或者跳个舞什么的，编导们都夸我台风很好。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黑龙江珍宝岛打了一仗，毛主席号召：“要准备打仗！”我们就排了个节目叫《珍宝岛》，编舞时需要一个冲锋的场面，我就设计了一个搭人梯的场景。搭人梯的时候，我自告奋勇蹲在第一个，冲锋的“战士”第一脚先踏在我的肩背上，然后再冲上其他人的肩膀排成的人梯。一开始，他们都不敢上，怕把我踏坏了，我就鼓励他们：“别怕！冲！我是练武之人呀！四川话讲，我这叫‘瘦是瘦，有肌肉！虚是虚，有干筋儿！’。”我给大家“提虚劲儿”。很快，冲锋号一响，“战士们”就都能冲过去了。当时，我们这六个小伙子搭的人梯还挺壮观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