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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作品的优劣作出文学性的判定，其基准自然是形形色色的。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作品中是否“具有阶级观点”成了审定文学作品的基准。其后，又出现了种种“尺度”去衡量文学作品，例如“是否具有性别意识”、“是否对被压迫者怀有一种愧疚感”、“是否尝试与他者沟通”等等。要论哪个“尺度”才是正确的，我也说不上来。用各自不同的“尺度”去衡量作品的优劣，是评论家的自由。但无论使用哪种“尺度”，对某位作家的作品为什么被同时代的读者优先选择这一点进行解析，是评论家的责任和义务。

日本的评论家们之所以对村上春树世界性的缘由置之不理，恐怕是因为，提出问题这一举动本身就会使评论家们的“尺度”陡然失效。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抵消的关系，即“此方一旦成立，彼方便不再成立”。如果不这样想，就很难说明评论家们为什么对村上春树有组织地采取“漠视”态度的理由。

加藤典洋也看到了——虽然不像我这样写得十分露骨，在村上春树与“文坛”之间，存在着一种关乎各自“生死”的、你死我活的紧张关系。

加藤典洋最初撰写村上春树论的时候，村上春树还不过是一个刚在国内崭露头角的作家，当时还不需要加藤去解释村上后来获得压倒性人气的缘由。话虽如此，那时候加藤就已经对村上作品采取了任何人都不会使用的切入方式。

加藤承认《寻羊冒险记》是“超出既成文坛框架的小说”。而“‘既成’的评论——其大部分——都还仅仅停留在表达‘总之就是有趣’这种没有内发性冲动的消极肯定（乃至消极否定）”的层面上。“应该说，这里所呈现的，或许就是文学状况在结构上的变质，从而让既成的评论轴心逐渐失去其有效性。而《寻羊冒险记》就这样不期而至地描绘出了这一变化的转捩点。”

为什么既成的评论不去指出这部小说中显而易见的瑕疵呢？

加藤所看到的是，这部小说中的登场人物没有“对立”和“动作”。在这部小说中，“人不是活着的”。

这里肯定欠缺某种东西。可是，没有一位评论家指出这一点（或者说指不出来）。

于是加藤这样问道：

“有人批判说，村上的小说中，人与人之间没有对立。我也这样认为。那里的的确确激剧欠缺着某种东西。然而，尽管这样说有点奇妙，村上究竟是否从自己的这种欠缺中有所斩获呢？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关于“激剧欠缺的东西”①（3）

村上的欠缺，能够回归于村上。会是这样的一种欠缺吗？

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日本社会之欠缺的投影罢了。正因为他过于敏锐，日本社会才会以纯粹化后的形态投射在他身上。”（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围绕村上春树所写的评语中最富有洞察力的言论之一。即使如今读来，这几行文字也让我的肌肤一阵躁动。仅仅通过阅读《寻羊冒险记》这一部作品，加藤典洋就预示出了评论村上文学所必经的艰难小径。

正如加藤所说，若是在“敏锐的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中出现了某种“激剧欠缺的事物”，那么，它一定是在迂回地象征着包括作家、评论家和读者在内，所有人的世界中都“欠缺”的东西。

真正“敏锐的作家”并不去描写在他那个时代过量存在的东西。因为即便是写了，也无济于事。即使把拜金主义的工薪阶层描写得栩栩如生，即使把情感发育迟缓的荒唐青年们的日常生活叙述得细致入微，此类作品也无法给读者们带来深刻的感动。（会发出赞叹的，也就只有文学奖的评审委员了。）

真正优秀的作家会去描写的，是那个时代过度缺乏的东西，是人们尚未意识到欠缺的东西，以及尚未察觉到这种欠缺感的事实对时代特性的决定作用。比如，这个社会的“影子”。

村上春树试图去描绘的“日本社会的影子”，究竟是什么呢？加藤典洋在《自闭与锁国》中尚未明确论及。不过，加藤从《且听风吟》中，看到了与弗朗西斯？科波拉《现代启示录》①的相似之处。（这一想法在《村上春树黄页2》中也有所提及，请参照该书第一卷。）

如果作家想从自己所处的“语境”中抽身逃离，那么，他会做些什么呢？科波拉置身于经历了越南战争的美国社会这一“语境”中，为了追寻越战对美国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毫无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