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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这个问题多少有些麻烦。因为，这要从中华民族几千年不变的儒家文化背景说起。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自汉代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撰写历史的一只笔，就无一例外地捏在儒家文化人手里，他们的思想一脉相承，手法大同小异。他们按照自己对文化和文明的认知，对手头拥有的史料进行有意或无意的取舍，只有那些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内容才得以传世，可以想象，留给后人的自然就是一个口径一致的历史。而那些不幸被删减的内容，则不得不沦为野史或传奇，任其自生自灭了。
这有些像走路。几千年前我们无意间走上一条单行道，然后顺着就一直走下来。单行道很平坦，走起来很舒服。可是很少有人想过，单行道以外的道路是什么样子。历史有没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个层面，文明会不会还有另外一幅模样？
所谓儒家文化，说到底，就是一套符合儒家思想的价值取向。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在这样一套框架下，从三皇五帝、中原逐鹿，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从最初牵强附会的禅让到后来图穷匕现的篡权，乃至再后来的诸侯争霸、七国归秦，以及几千年挂在嘴上且铭于五内的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等等，这些中原文化的正统思想都有了统一的合乎儒家逻辑的解释，儒家的史论终于站住脚跟，成为这个大一统国度的最厉害的思想武器和最持久的文化内核，甚至二十世纪以后西方传过来的唯物史观，也不得不迁就中国的传统。
不信你就去看看号称“信史”的《史记》吧！从黄帝轩辕氏开始，到始皇帝嬴政，中间的时间跨度近三千年，司马迁先生居然还能找到他们之间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秦始皇嬴政的先祖，是黄帝轩辕氏的嫡孙高阳（“五帝”之一的颛顼帝）的一个女性后代。说是某年春天，这位名唤“女修”的小姑娘正在织布，天上飞过一只燕子，飞着飞着忍不住下了个蛋，巧得很，小姑娘也刚好仰起头、张开嘴，这枚有趣的蛋就划了一道美妙的弧线，不偏不倚正好掉进她的肚子里，于是孕育了堂堂始皇帝的始祖“大业”。要说这故事并不新鲜，和商汤的始祖“契”的诞生是同一个版本，是司马迁把《诗经&；#8226；玄鸟》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描写，照搬到了女修身上。
司马迁这样编故事的目的，说白了，也就是想以血统的合理性来证明这些政权的合理性而已。到了汉高祖刘邦，实在和黄帝炎帝扯不上关系了，太史公就编出他的母亲刘媪“尝息大泽之彼，梦与神遇”（曾经在水边做梦遇见天神），“蛟龙于其上”。老太太年轻时居然是和谁也没见过、但谁也不能不敬畏的“蛟龙”发生过*，这才生下了刘邦。刘邦是正版“龙种”，自然天命所归！有了这个故事作背景，于是自刘邦以后，中国皇帝便以“龙”自居，号称“真龙天子”。“龙”这种想象中的动物，从此被推上了神坛，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
凡此种种，正因为儒家文人对历史的主观干预，精心构筑了以人伦为主线的华夏文化体系，凡是不符合这一套评价标准的非“夷”即“蛮”，人们终于逐渐淡忘了文明传播的其它可能的路径。
“敬天法祖”、“尊王攘夷”这些儒家观念，为战乱不息的古代中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思想体系和伦理秩序，其进步意义不言而喻。但对于所谓“蛮夷”，未免不公！
因为除了儒家史论提供的这条线索之外，文明是可以另僻蹊径的。在另一条平行的线索上，它可能和中原文明有重合，有冲突，有交汇，但总体而言，它采取的是另一种迥然不同的方式，是教科书上没有的方式。你看如今中东地区以石油为核心的资源经济模式，和世界上其它老老实实经营工业、农业的国家相比，就另类得让人有些眼红。
巴文化就是这样。它不属于我们熟知的炎黄文化和周天子的嫡系，也和书本上经常提到的那些游牧和农耕文明没有太大关系。它时而臣服，时而叛逆，若隐若现，若即若离。当我们沿着所谓的中原正统文明向上追溯，我们看到，在武王姬发的封神榜上，在牧野之战的战车辕前，在商王武丁和王后妇好的包围圈里，在“夏后启之臣”孟涂的家乡丹阳，在大禹治水后会盟诸侯的会稽，不管走多远，都能找到巴人的身影！从这个意义上说，破解“巴人之谜”，就等于找到了弄清中华民族早期历史的一条暗道。
事实上，巴文化最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