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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8）

我刚刚由偏远的边疆山区来到首都北京，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不知自己应该怎么样去交朋友，走到哪里，都像一个乡巴佬。有的同学常笑我的乡下人穿着打扮，我甚至不敢正面去看老师，怕老师说我像乡巴佬，更不敢冒险去找同学，所以这本通讯录对我一点用都没有。我收到学校发的通讯录后，就立刻交给了爷爷。我以为爷爷会把它丢在字纸篓里，没想到爷爷倒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高兴地仔细看起来。

爷爷发现我的不少同学的家长是他的朋友、同事或学生，他正发愁不知怎么去联系他们，这一来，这本通讯录就变成他联系朋友、同事或学生的工具。根据这本通讯录，我陪爷爷先去清华，后来又去钢铁学院、北京大学。

这些访问使爷爷沉默起来了。他的一些学生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这些学生劝他少说话，不要提意见，因为随时随地都会被人抓辫子，划成“右派”，降职降薪。甚至在家里也不要和孩子们讲什么，因为孩子们随时会划清界限，揭发你。开始爷爷不相信，后来他们说某某就是因他儿子揭发而被划了“右派”，他想不通自杀了。爷爷开始相信他们的话。

那时我还太年轻，不懂他们讨论的问题，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当“右派”，更不清楚这些谈话对爷爷有什么影响，只是觉得爷爷更沉默了，他不像我刚刚来时给我讲故事、讲法国、讲他以前的事。他原来是一腔热血地拒绝了蒋介石、陈果夫的邀请，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但是立刻赶上反右斗争的尾巴，划“右派”，许多东西变得不可理解。他更少参加政治活动，只是继续自己的研究工作。好在数学所也没有要求爷爷一定要参加政治活动，于是爷爷就不参加了。

反右斗争结束后，社会上平静了一段时间。又过了一年，1958年，国内开始“大跃进”，各地都放出“高产卫星”。报纸上天天都有新消息，今天说某省小麦亩产一万斤，明天另一个省小麦亩产两万斤。后来这个产量越来越高。一天，我放学回家，爷爷正在看报，他指了指报纸，问我：

“你看了这条消息没有？”

我走过去一看，是报道河南省亩产十万斤小麦的消息，就不以为然地说：

“我当然知道了，我们学校也在搞试验田，我们在清华附中的旁边深挖了两米，加足了肥料，我们也想搞亩产十万斤。”

谁知爷爷认真严肃起来，对我说：“你会算加减乘除，你算算一个麦穗有多少麦粒，一亩地里按占地面积来算，最多有多少株麦子，最后你算算一亩地最多能产多少斤麦子。”

我不吱声，但是心里想：我没有种过麦子，也不会算麦子的产量，谁知道一亩地能产多少斤麦子。但是报纸上登的还有假的吗？况且还有照片，有人坐在麦子上面，总不会错。我总是天真地认为报纸上写的东西总是对的。但是由于从小养成的习惯，大人讲话，小孩不能反驳，所以我只不过是嘟嘟哝哝地说：

“报纸上登了的，总不会有错吧？”

爷爷更严肃了，“我希望你将来成为一个科学家，实事求是，不要‘人云亦云’，自己要想一想。我算了一算能产到两千斤就不错了，就算能产到一万斤，但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十万斤。十万斤麦子用麻袋装好，堆放在地上要有多高……”

我听了以后，觉得爷爷说得也有道理，是啊，用麻袋装十万斤小麦，三十公斤一袋，就差不多一千六百多袋……于是我不吱声了。但是我还是相信报纸，我想，我们的报纸总不至于骗人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报效祖国　献身教育（9）

那几天，我继续和我们班上的同学每天用红箭头表示“丰产卫星”，最多的是河南省。爷爷不断地在家里和我唠叨，我也不知道怎么和他解释。

当时我在读初中三年级，开始时我们去清华大学附设工厂劳动，搞勤工俭学，每个人还得了一个“一级徒工”证书。现在想一想真有点可笑，一级徒工还要什么证书？不过当时确实还很得意，拿给爷爷看。爷爷倒是很有兴趣地看了看，但没有说什么。

不久大炼钢铁开始了，学校停课一周，向我们做了动员。

第二天，我和几个同学到学校附近收集废钢铁，因为已经有人在我们之前收集过，我们没找到多少，只好各自回家找。奶奶告诉我，家里的废钢铁已经全部让别的学生拿走了。我急了，怕完不成任务，奶奶就把用来固定竹箱子的铁条取下来，又找了些废钉子给我。

爷爷听见我们在敲什么东西，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