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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唐太宗用兵高句丽前后，百济再一次入侵新罗。

公元642年（唐贞观十六年），有“海东曾子”之称的百济国王扶余义慈联合高句丽再次进攻新罗，夺其城四十余座。后来又夺取了新罗战略要地棠项城，从此阻绝了新罗向唐朝进贡的陆上通道。

新罗向大唐朝廷告急。

但此时的唐太宗正进行西北战事，面对新罗的求救，唐太宗只是派大臣带着劝和诏书前往百济进行严厉警告。

唐太宗东征高句丽之时，百济又乘机攻占新罗十几座城池，并且不再向大唐进贡。直到大唐高宗即位之后，百济才又重新开始向唐朝派遣使节觐见，再次表示臣服。而唐朝对百济飘忽不定的外交政策已不再信任。

唐高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与其父太宗相提并论，但这位看似文弱的帝王，在发给百济国王的诏书中毫不保留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姿态，他要求百济国王立即停止对新罗的军事行动，并把原新罗国土归还该国：“如百济国王决意对新罗继续采取军事攻势，朕将派遣包括契丹籍士兵在内的联合部队，经由辽地深入百济。对于事件后果百济王可先行自酌，以免后悔！”（“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证明，百济王廷上下对大唐的国家实力和战略意志评估发生了严重差错，他们认为高宗时代的唐朝虽然已基本完成王朝初级阶段建设，处于国力上升阶段，但仍没有摆脱被动处境，认定这个庞大帝国在可以看到的将来仍会继续韬光养晦隐忍下去。并且百济继续用传统眼光衡量本国处境，因为从地理上来看，百济与唐朝陆路不通，两者之间隔着唐朝一直没有平定的高句丽割据政权，而于海路而言，两国隔海相望，今天的黄海对于公元7世纪的人类来说是一道难以从容逾越的天然军事屏障。百济王廷没有认真对待唐朝的警告，依然故我。

公元655年，即大唐高宗永徽六年，百济与高句丽再次达成战略默契，从西、北两个方向夹攻新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五　大唐远征军开赴百济战区（2）

新罗局势再次紧张，立即向大唐中央政权告急。

唐朝这次放弃单纯的口头警告措施，立即做出实质性应对。高宗派出“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发兵击高句丽”，试图从陆上减轻新罗的军事压力。

唐军兵力不多，以致高句丽低估唐朝战争决心，“见其兵少，开门渡贵端水逆战”。在这场战斗中，骄傲轻敌的高句丽军队被唐军“大破之，杀获千余人”。

但对于唐朝来说，由于所派兵力不足，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意图，新罗危机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高句丽军队对唐军的轻视，基于它认识到唐朝战略重点还在西北方向。

公元660年，即大唐高宗显庆五年，唐朝在西北的军事压力缓和下来。这年正月初二，苏定方平定西突厥都曼的叛乱凯旋，唐高宗在乾阳殿召见。

3月，百济继续以高句丽为屏障，多次发动对新罗的压倒性战事。新罗国王金春秋无计可施，只得通过多种渠道再次向唐朝中央政府派来求救信使。

3月12日，唐高宗决定集结重兵一举改变长年不稳的东北局势，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右武卫将军冯士贵、左骁卫将军庞孝公，统兵十三万，以来征。兼以新罗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将其国兵与之合势。苏定方引军自城山济海，至国西德物岛。新罗王遣将军金庾信，领精兵五万以赴之。”

由于在此前数十年，唐朝的战略重心一直未能转移至东北亚地区，而新罗凭一国之力，应对高句丽、百济以及日本三国压力，苦撑局面，大多数时间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已沦丧大片国土。在公元660年的这次战争中，唐朝派出十三万大军援助之时，战场前沿已在百济、新罗两国间犬牙交错。大唐高宗认为有将百济、新罗整合为一个统一战区的必要。

在这次军事安排中，新罗国王金春秋负责集结、整合本地武装，在军阶上稍低“行军大总管”苏定方，是为“行军总管”，苏定方与金春秋实为百济战区总司令与副总司令。

此前，在高句丽与百济混战时代，由于高句丽对百济形成巨大军事压力，百济首都步步南迁，先从慰城迁都熊津城，后继续南迁至泗沘城。泗沘、熊津两城变为百济国的东、西二都。泗沘这座“最后的都城”依山而建，地势险峻，下临白江滔滔天险，城内约有人口“万家”。

公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