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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劳动”。

办初级社时，农民们原来私人的农具都被带到社里来用。也按照农具的质量作了价格，说等到秋天收上时，都要付给现钱。可是，政治口号一天比一天响亮，政策也一天比一天更加地“消灭私有制，实现集体化”，人们的观念只能随波逐流，也日益的共产主义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计较什么私人财产？于是，带进社里的农具谁也没再谈要钱的事了，全部做了“贡献”。赵恒发因为买了房子，没有钱购置大型农具，入社时，只有简单的随手用的小型农具。

人们在社里，觉得怪新鲜。在一起做活都要面子，生怕表现得平庸了，被别人看不起。这一年的生产比单干户并不逊色，秋天仍然取得了好收成。年终分配，是按照劳动力和土地各占一半拿的报酬。劳动力少，缺少耕牛农具的人，认为搞合作社比单干强得多了。

进入一九五六年，政治形势更加火红。原来新镇范围内的五个小乡合并成了一个东圩乡，农民的初级社都公式化的被并成了大型高级农业合作社。社的规模就是原来的小乡；社以下是中队，中队的范围就是原来的村农会；中队以下是小队，小队就是原来的初级社。赵荣春当了副乡长，赵序宏还在高级社里当指导员。合作社虽然扩大了，可是，生产规模还与原来的初级社一样，仍然是十来户人家。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没有改变，他们还象办小社的时候一样，对生产了解得清楚，知道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劳动相当自觉。各小队的生产还是井井有条，很有生机。

社员们料想不到的是，组织形式变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是各个小队生产的粮食产量要上报到高级社里，没有高级社的批准，各个小队无权支配。高级社对各小队不断的进行产量核对，动不动就搞几个队长到高级社里去反省交代，说他们瞒产私分。到了年终，为了核实产量，迟迟不能分配，社员们吃饭，只好在高级社的同意下，临时预支。直到下雪的天气了，高级社才有了分配的方案。而现在的所谓分配，只是按照高级社指派的数字，每人分发规定的口粮，还要扣除平时的预支。而且全高级社都是一样的标准。分配过后，多余的稻子都送到了大粮站里，算是高级农业合作社的产量。粮食处理过后，高级社拿了点钱发给劳动力，叫做劳动分红。

可是，这一点钱到了社员手里，实在是杯水车薪。如果添了过冬的衣裳，夏天买草帽也没有办法了！这一年赵恒发分到的粮食，还不到去年在小社里分到的三分之一　。这点粮食全家人从新粮上场就开始吃起，还得吃到明年午季收上，实在是捉襟见肘，韩妹妮十分紧张。不过，这不仅是赵恒发一家，全村人都是一样。东圩人才两年没愁吃的，现在又急着没的吃了！

工作队为了加强粮食管理的纪律，在三令五申强调高级社所有制的同时，还找出了四个队长擅自做主，多分了粮食给社员的典型，把他们戴上“瞒产私分”的帽子，挨了斗争以后，又被撤掉了队长的职务。

为了加快“迈向共产主义的步伐”，上面来的工作队开展了“整社运动”。说“现在高级社里许多干部象小脚女人走路，工作中左右摇摆，干社会主义的思想落在了群众后面，总说别人走得快了。”批评现在高级社前进的步伐迈得太慢了，于是开始了整顿思想，要快马加鞭地奔向共产主义。整社的内容，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社员们常常晚上开会，接受教育，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干部们几乎天天晚上，有时候白天也到高级社里开会，接受当前的方针政策教育，提高政治觉悟，为带领社员群众快步奔向共产主义，学习理论知识。于是，“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一天比一天地响亮起来！

在这个时期里，国家把社会上的人口，分成了两大类。农民固定为“农业人口”，农民以外的人都算是“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的粮食由农民自己生产，非农业人口的粮食和生活物资由国家计划供应。这个政策制定之初，农民们还抱无所谓态度。因为反正都是由公家配给口粮，国家配给和农业社配给似乎没有多大区别。岂知，时隔不久，政策对农业人口在各方面加以限制，相比之下，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优越多了。这样，实际上人为地制造了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鸿沟，使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有了天壤的差别。

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形势；什么样的社会形势，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为其运行。所谓乱世出枭雄，治世出能臣，就是这个情况。为了实现这种政治目的，在整社运动中，对干部队伍进行着大规模的调整，各地都大胆地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