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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答案，从他的声音里我听不到一丝怀疑和紧张的语气，他想亲耳听到我表示自己十足的信心。一个念头从我脑海中闪过，如果我只是在英超联赛中伤了脚，即使在周末我们要对阵拉科鲁尼亚队，我和主教练也不会有这样的谈话。比赛就在眼前了。我吸了一小口气，试着和埃利克松一样简短又不紧张地回答：“我全好了。”

“好的，让我们好好干。”

第一次合练确实很困难。我跑步踢球都很勉强。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避免身体接触。我应该能看见的：我们一开始练习赛，马丁·基翁就向我挑战一还会是谁？

实际上他没有碰到我受伤的脚，而只是一个腿后面的血块。我本能地反应了一下，跌倒在地上，想着最糟的事：生马丁的气，生阿尔多·杜舍尔的气，生所有人所有东西的气。一秒钟后我第一次意识到，几个月来还有比我的脚伤更疼的地方，疼痛从来没给我带来这么多喜悦。我应该一直等马丁来一下的，他总是会检验你，让你筋疲力尽，向你挑战，促使你提高，弄清楚你是不是紧张了。他和我都知道，在周日会有人做和他刚才做的相同的事；不同之处在于，如果是一位瑞典球员，他一定满怀希望我再也站不起来。我从地上爬起身，继续训练。如果我能避开马丁，我也能避开任何人。训练还没完，我的脚就真的很疼了，但我很高兴自己撑了下来。和其他球员一起训练，让我在这一周剩下的时间里都很振奋。

这是一支伟大的球队，球员们一到日本就开始盼望踢世界杯了。在日本，队内的气氛很特别。训练营外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我想我们都不知道外界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情况。当我们的飞机到达东京时，世界杯就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了。从候机楼走出来时的情形真令人难以置信，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在等着见我们：母亲们、父亲们、孩子们和年轻人，他们选择了英格兰队作为他们支持的对象。他们穿着我们的队服，好像是一场流行音乐会一样，歌迷们挥舞着手，尖叫着往前涌，警察在努力地把他们挡回去。当我钻进大巴的时候，我看到了角落里的一位年长的女土：70多岁，但身体很好，头发花白，又染上了鲜红的条纹。家长们都把孩子举到头上。这些小孩子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但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模仿了我的发型：金黄色的莫希干式的发型，还有的球衣上印着7号。场面真有点嘈杂，用礼貌一点的方式说，那可能是日本人的性格。他们见到我们很激动，他们很支持我们。我想他们的态度和世界杯期间为什么没有拥挤的问题有关。相反，人们表现出对足球的一种真正的激情和对英格兰队的钟爱：我们对比赛都有着同样的热情。也不仅仅是球员受到了欢迎，广大英格兰的球迷也同样受到欢迎，礼尚往来，英格兰的球队迷们也努力地回报。这种精神才是世界杯应该有的精神。

对一名球员来说，世界杯当然意味着踢球。当带领英格兰队出现在体育场内时，与瑞典队踢2002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便永远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最自豪的时刻。那种环境，那种场合，那种在世界杯上作为国家队队长走在队伍排头的特权，令我的心都快从胸口跳出来了。那是个小男孩的梦，是一种你想都不敢想的梦，而这个梦正在这里发生着。场内的气氛也很好，体育场一个角落里坐着上千名瑞典的球迷；其余则全都是红白色的海洋了，他们是我们本国的球迷和那些热情支持英格兰队的日本球迷。趾骨骨折？那又算得了什么？我永远不可能让自己错过这种比赛。

很遗憾，比赛不像我们集训时那么激烈，我们踢出了一些好球，尤其是刚开场的时候。但不知怎么的，比赛并不向我们预料的方向发展。我们的机会并不多，哪来这么多铲球和断球？老实说我并没有指望什么。但25分钟后，我们进了第一个球。

我从左侧开出一个角球，索尔·坎贝尔及时抢点，顶进了一个漂亮的头球。索尔跑向另一端角旗那里庆祝。我自己也高兴极了，好像是我进了球一样。我转过身朝瑞典球迷那里举起了手臂，而他们却对我一阵嘘声。他们还在笑着，也许他们认为我们本就应该进球的。

进球固然会令人高兴，助攻队友得分同样令我兴奋，我很高兴索尔抓住了机会。

我们在一起训练踢球有15年了，当学生时在托特纳姆一起训练，那时他没有多少进球。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时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