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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端的推测，是有一定历史传说作参考的：

“调和八风以画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时未有书契，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群祠，审地势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

历史传说虽有浓重的神话色彩，但也折射出真实的历史内容。古代先民在观察、总结天文地理、规划八卦，测定方位，总是离不开古老的晷仪规矩，以及原始的天文图象。这些可能就是河图洛书的雏型素材。从遗留下来的汉朝石刻中，所刻伏羲与女蜗像，手中往往持有规矩。事实上也是如此，有了原始的天文图与晷仪规矩，古人才能“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暑景之度”，总结与规划出八卦图象。古人有敬天祟地的思想，把原始天文图象与规矩，视作神圣的法器加以神化，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测影取象”，在我国有悠久历史，早在半农半牧的时期，人们就根据日影测定草原方位，规划农田和住宅。在周代远祖公刘时期，已有这方面的记录：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幽居允荒。

显然，远在公刘的时候，已经很重视测量工作，而且规模之大，工程之巨使后人也叹为观止。由此可见，“晷测”，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时代。

河图、洛书在以后各种文献史料的记载上也不尽相同，如《墨子·非攻》所言，“河出绿图，地出乘黄”。而在《淮南子·淑真训》与　《河图挺佐图》中，皆言“河图”为“录图”。这种刻有方位的图表可能是“测影日晷”。其心及其周各有圆孔，以各立表之用。按盘心宜立定表，其周用一游表。令定表直指北极，则盘面与赤道平行，使游表之景与定表相合，可知时刻。日晷从秦汉时期起已广泛流传，后来也曾有实物发现。

现在河南登封县告成镇还存在元代以圭表原理建筑的观星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还保存着明代正统年间的一个圭表，这都是“日晷观象”的明证。从古代天文学发展历程来看，河图洛书并不神秘。河图洛书的初始素材与原始的天文图象、观象晷仪规矩有关，以后逐渐被蒙上宗教神学的色彩，并不断地发展丰富其形式与内容。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文化进一步发展，河图洛书也必须改变自己的形态，以适应儒、道、佛合流与理学大溶通的需要。北宋时代出现的河图洛书正是适应这个时代理论化的产物。 据宋儒所言，河图洛书的精义隐藏在它的要诀之中，这是易学的至要秘宝，汉晋易学诸大家如京房、郑康成、王强、韩康伯等皆未参透，直至五代时，才由麻衣道者传于陈抟。其决曰：“戴九履一，左三有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膝，纵横皆为十五，而五居其室”。此图妙在于纵横倒正四合交错，其数尽为十五。但据《佛祖统纪》中载：“汉书有云，其论河图云：太一取之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十五。”显然，早在汉时已有这种说法。宋时的河图是从“九宫图”发展而来，与古代的天象知识也有关系。河图的立意是一张平面的运转图，而在洛书中，却演化为立体的运转图象。

宋时出现的河图洛书在综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加进了新的容，是融天文、人体、阴阳、象数为一体的易学图象，是一种理念阴阳消长座标图，暗喻的范围非常广泛，亦联系到古代的天文历法。河图洛书中心的圆点代表太极，是一混元之数，其中的黑点代“阴”、白点代表“阳”；阴数为二、四、六、八；阳数为一、三、五、七、九。奇数与偶数相参，代表天与地，是谓天地阴阳之数。中心外围四点代表东南西北四方与春夏秋冬四季，外围环列为八卦。

河图洛书构图，黑白之子相积，相加其数皆为五十五，合天地之。虚中而去五，合“大衍之数”五十。这样皆合《易传》中阴阳之数。在易学中河洛还侧重于阴阳与五行相参配。扬雄在《太玄》中已指出：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一与六共宗，二与七为朋，三与八为友，四与九同道，五与十共守。宋儒更重视把河洛的数字与五行、五方、五时相调配，以显示其均　衡与协调。文王后天卦配河洛数字：一六为水居北；当坎位；三八为木居东，当震位；二七为火居南，当离位；四九为金居西，当兑、乾位；五十为土居中，当坤、艮而旺于子、丑、未之交。在这里，河图洛书又成了乾坤转移的时空方位座标，起着指示四季更替、斗转星移的作用。总之，河图洛书的内容非常复杂，但其最初原型，当与天象方位有关。

《太玄》《易经》与五行八卦、河图洛书的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