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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局面让有些人深感不快，其中最倒霉的莫过于英格兰人。他们对手的财富在一夜之间多了数倍；更糟的是，黄金和白银像下雨一样落到西班牙的头上，人们还说这是上帝的意愿。此外，英格兰和罗马教廷的决裂也让人备感绝望。一位16世纪的耶稣会会士写道，“上帝将最高权力交到了西班牙国王的手里”，西班牙的财富“是上帝的决定，主在按自己的意愿安排各王国的存亡”。

言下之意，新教的统治者因背弃真正的信仰而理应遭到惩罚。宗教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暴力和迫害行动波及整个欧洲。谣言说英格兰即将受到军事打击，特别是玛丽一世（Mary　I）去世之后——在她的治下，英格兰可能与罗马教廷重归于好，并服从教皇的权威。玛丽的异母妹妹伊丽莎白一世在1558年继位，她必须在两方之间像走钢丝一样行动：一方是相互竞争的宗教游说人士，另一方是对愤懑、失意、迫害忍无可忍的叛乱分子。作为一个处在欧洲边远地区的孤立小国，英格兰很难八面玲珑地讨好所有人。1570年，教皇皮乌斯五世（Pius　V）在通谕《在至高处统治》（Regnans　in　Excelsis）中将伊丽莎白称为“徒有虚名的英格兰女王，罪恶的仆人”，并威胁任何服从她或遵守她法律的人都将被开除教籍，于是人们不得不考虑到如何抵抗（不是来不来，而是何时到来的）进攻。

英格兰为皇家海军投下重资，希望打造一支坚不可摧的舰队来负责前线防御。最先进的军用船坞——如泰晤士河上负责设计和制造的德普特福德（Deptford）和伍立奇（Woolwich）——已经建成，同时还负责商船的改造。新型商船不仅载货量更大，航行速度更快，续航能力更持久，还能搭载更多的船员和更强力的火炮。

造船大师马修？贝克（Matthew　Baker）是一个建筑师的儿子。他用自己所学的数学和几何原理为伊丽莎白女王设计建造新一代的舰船，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古代英格兰造船术概览》的文章。这些技术被迅速运用到商业领域，英格兰100吨以上的商船数量在1560年以后的20年间多了三倍。很快，新一代舰船就因其出色的航行速度、良好的操控性以及强大的作战威力而备受关注。

英格兰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果。1588年夏天，西班牙从尼德兰派出一支庞大的舰队，准备全面入侵英格兰。结果英格兰人技高一筹，被打败的西班牙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只好铩羽而归。尽管大多数敌舰是毁于触礁和海上风暴而非英格兰之手，但没人怀疑英格兰的海军投资得到了丰硕的回报。

四年之后，英格兰截获了葡萄牙的“圣母号”（Madre　de　Deus）快船，更证明了它的海上实力。快船满载着胡椒、丁香、豆蔻、乌木、挂毯、丝绸、布匹、珍珠和贵金属，从东印度群岛驶往亚速尔群岛。这些约占英格兰平均年进口量一半的货物，全都被拖至南海岸的达特茅斯港（Dartmouth）。王室和海军不得不就如何分配战利品展开漫长而痛苦的讨论，尤其是在一些小型的贵重物品已经失踪之后。

这类成功在增强英格兰人自信的同时还鼓励了大西洋及周边地区越来越多的侵犯性行为。英格兰开始和欧洲任何与天主教教廷为敌的国家建立联系。例如在16世纪90年代，伊丽莎白女王宣布释放被俘获的西班牙舰船上做苦役的北非穆斯林，并给他们提供衣服、盘缠和其他必需品，然后护送他们安全回家。当1596年英格兰人进攻加的斯港（Cádiz）时，还受到了北非穆斯林的援助——正如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开头处所提及的。这样的同盟实在是太过神奇，以至于一位当代学者将此描述为一场由英格兰人和摩尔人共同参与的反对天主教西班牙的伊斯兰“圣战”（jihad）。

为了夺取西班牙和葡萄牙通往美洲和亚洲的新航道，英格兰开始花大力气与奥斯曼土耳其人搞好关系。当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在惊恐地观望着土耳其人即将叩开维也纳的城门时，英格兰人却在动其他心思。1571年，其他欧洲基督教国家组成了“神圣同盟”，共同攻击位于科林斯湾（Gulf　of　Corinth）勒班陀（Lepanto）的奥斯曼海上舰队，英格兰并未参与。当胜利的消息传遍欧洲，诗歌、音乐、艺术及纪念碑纷纷被用以表达获胜的喜悦时，只有英格兰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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