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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充当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的石油公司却被指控违反了司法部的反垄断法，这让插足英伊石油公司的行动变得更加复杂。但正如宣扬民主的说辞能够变通，美国的法律也能够如此操作。应国家安全委员会要求，司法部长作出了表态：“针对石油公司组建财团一案，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应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1954年春天，各家石油公司得到了被免予起诉的正式保证。掌控伊朗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政府连它的法律条文都可以丢到一边了。

鼓励美国石油公司参与收购，仅仅是扶植伊朗并使其免受苏联支配的更广泛计划中的一部分。发展伊朗社会也是美国人需要努力的目标，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伊朗大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农民，他们没有土地，收入微薄。在一个地主反对农业改革的国度里，他们的机会十分有限：给予小农的借贷利率从30％到75％不等，这无疑会大大阻碍社会的流动性。

于是，大量的资金开始被投入到这些事务当中。美国最大的慈善组织福特基金会为小地主制定了微金融方案。合作社的成立使得他们能够走出当地低效的棉花交易市场，而将棉花销售给欧洲的中间商。尽管效果有限，而且那些试图说服伊朗高官重视农村的文盲和不平等现象的人也未成功，但伊朗国王和他的大臣们还是被迫接受了开发农村的理念。

美国政府的直接援助也出现显著的增长，比摩萨台倒台前的年均2700万美元增加了五倍。美国还提供贷款以资助卡拉杰河（Karaj）大型水坝的修建。该水坝位于德黑兰东北大约40英里处，将极大地提升首都电力及水资源供应的能力，同时也是伊朗现代化和进步的象征。

这些行动只是美国人中东策略中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巩固与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关系。尽管伊朗的石油财富使得该国对于西方有着特殊的意义，但其邻国的重要性同样在日益提升，原因是它们都位于苏联的南部边境，而此时的冷战已经开始升温。

在地中海和喜马拉雅山之间，一条亲西方的国家带被成功地构建了起来。它们都得到了美国可观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不苟言笑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将这一国家带命名为“北线”（Northern　Tier），主要有三个作用：充当阻止苏联势力扩张的桥头堡；保证能源丰富的海湾地区的安全，并使其继续为西方输送石油，从而刺激欧洲经济的复苏，同时为本地区的稳定提供至关重要的财政收入；构成一连串的情报站以及军事基地，以防备与苏联阵营的紧张关系升级为公开冲突。

例如在1949年，一份就南亚问题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就提出，巴基斯坦“可以充当空袭苏联腹地的军事基地，以及防御或进攻中东油田的军事集结地”。同时该报告还指出，该国无疑是一个对苏联进行谍报行动的前沿阵地。因此，向巴基斯坦及其他“北线”国家提供援助是至关重要的，否则这些地区就有可能对西方保持中立，“或者更糟糕的，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这一担忧影响了二战后美国和西方对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政策。1955年，在一个西起土耳其、经伊拉克和伊朗直至东方巴基斯坦的区域内，各国签署了一份单项条约，以取代之前在相互之间或与英国达成的联盟协议，建立了为人熟知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尽管该条约的宗旨在表面上是为了“维护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并在此目标下进行共同防御，但实际上，它的目的是使西方能够对这一具有关键战略及经济意义的地区施加影响。

尽管美国人在费尽心思地确保该地区对自己有利，但是华盛顿所犯的错误还是让莫斯科有了可乘之机。例如在1954年底，阿富汗的领导人曾经小心翼翼地向美国提出援助和装备请求，但却被国务院拒绝了。阿富汗首相的兄弟纳伊姆（Naim）亲王被告知，阿富汗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家门口，例如解决与巴基斯坦的边界纠纷，而不是寻求武器援助。这一拙劣的回复是为了展现对巴基斯坦卡拉奇政权的支持，前不久一位国防官员还称该政权“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

这一消息传回喀布尔没多久，苏联人就介入了，他们表示愿意提供军事装备及发展资金。这一提议迅速被阿富汗接受了。苏联人的首笔拨款就高达1000万美元，随后又提供了其他方面的支援，以帮助阿富汗修建桥梁、升级通信设施和扩建公路系统，包括坎大哈与赫拉特之间的公路。来自莫斯科的资金和专家还被用于建设了1。7英里长的萨朗隧道（Salang　Tunnel），该隧道所在的公路向北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