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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至于各省民情，固不无愚悍之处，亦缘各督抚谓朕保赤惠鲜，止知奉行德意，遂不觉渐流为姑息。不知父母无不爱之子，而于子之贤者，自必恩勤抚育；若不肖之子，又须重加惩创，岂容任其骄纵，以长奸恶？

这一时期，其它各类的聚众事件，如兵丁闹事也日渐增多。

乾隆十二年四月丙子，以近据各省奏报奸民聚众之案，如江南宿迁、山东兰山，皆因求赈；浙江临海，则因求雨；福建上杭，则因抗租；山西安邑、万泉，则因丁粮豁免等事，遂至聚集多人，抗官塞署，放火罢市，肆为不法。上谕：

此皆愚无知之百姓，平日于地方官毫无敬畏之心，因而望恩幸泽，无有餍足。稍有未遂，遇事生风，众情汹涌，此民气所由日骄，刁风所由日炽。所谓有一利即有一弊，扶起一边又倒一边。水懦民玩，信不虚也。

朕爱育群黎，惟惠养是务，亿兆善良者众，岂肯因一二莠民，顿尚威克。但怀保不可不厚，而去恶不可不严，……俾小民咸知国宪之当遵，命吏之当敬。敛戢其浮嚣之气，慑服其骄悍之心，禁于未然，较事发而后以法绳之者，所全多矣。

发出欲改变政策的信息。＇4＇特别提出不得“聚众”。

为什么不许“聚众”？这一提法与今天的政治经验恰好相反，因为所有的现代政治，都离不得“聚众”，离不开“群众”（不管是采取什么形式，甚或是无形的）。传统政治理念却不主张“从众”，不主张实行“多数原则”，许多跟“众”字有关的名词，如鼓众、恃众、纠众、随众、媚众等，都是贬义词。清代更是不许鼓动群众，不许“鼓众”、“惑众”（鼓惑众听），发帖子（传帖约众），作演说，拿过高的政治口号吸引民众（干誉）。

“聚众罢市，大干法纪”，＇5＇大清律例本有规定。但在清代不同时期，情况也不尽相同，如“从前顺治康熙年间，督抚等犹沿明季陋习，于抗官拒捕之案，每多暗为消弭，归于不办”；雍正年间有所改变，乾隆年间就变得格外严厉起来。上谕，自“朕临御以来，严饬封疆大臣，不许弥缝了事。匿不上闻”。＇6＇乾隆六年九月，御史李清芳奏陈，严禁学习拳棒，纠众会聚。九年正月，闽浙总督那苏图等奏，禁止民间联盟、械斗、谤讪、抗官、拒捕、罢考、罢市、造军火器械、揭旗聚众等事。随之，为之制订了更为严格的法律。乾隆十三年五月，刑部遵旨议定：

嗣后直省刁民，聚众殴官，积至四五十人以上者，为首照例拟斩立决，仍照强盗杀人例枭示。其有同谋聚众，转相纠约，下手殴官者，系同恶相济，亦应照光棍例，拟斩立决。其余为从之犯，照例拟绞监候。其被胁同行审无别情者，照例各杖一百。＇7＇

乾隆十二年五月癸丑，以近岁以来，科道官时有以民气渐骄为言，朕初不信，谕：

夫以普免钱粮，而民不以为恩；加赈厚恤，而民不生其感。偶或地方有司。办理少不如意，辄呼群咆哮，挟制官长。为督抚者，或避卞急之名，或存省事之见，不询根由，不顾大体，甚或参处官员，以图结案。

夫百姓之敢于恣肆妄为，亦由平日不知尊亲大义。而平日之不知大义，则由于朕厚加之以恩膏，而不先率之以教化。督抚亦惟知朕有爱民之心，而不思朕有教民之责。居恒煦呕燠休，惟恐咈百姓之意。百姓目无官长，竟若官长去留，可操之其手，及群不逞哗然而起，而官长则己挂名弹章。以致益煽，习为故常。犹劣子之倚慈母，有所恃而无恐，且抗衡焉……

今日之顽民聚众，干犯刑章，朕得不引为已过，深自愧悔也欤？然朕虽失教于前，尚思勤恳诲迪于后，以为黎庶劝。

对生衿参与，更表示要严惩不贷。十一月辛卯，谕：晋省两年中，如天镇之抢粮，乡宁、静乐、镇宁等处之聚众抗官，皆劣衿倡首。该学政从前未报劣行，宽纵之咎，已属难辞。

乾隆初政，皇上“念天下一家，流亡者穷而无告，故复定冬留春送之例”，严格实行了因灾流民的留养资送制度。“但意美而法未良”，盖从来勘灾，尚多匿饰，外来流民，无从核辨，惟有尊例资送而已；送回本籍不必核辨，惟有尊例补赈而已。定例：赈银月给钱二分，资送者日给钱二十，两相比较其利孰倍？于是游惰之民明知村落无灾难以入赈，不如预行外出，以求资送，又借资送文书以罔本籍，两相伪冒。＇8＇

所为乃是“爱民”，而突然发现，一旦如此，“民”还有那么“可爱”吗？

这一切似乎都可以另作解释，也可以说他本是一个纯朴的青年，经历了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