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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皇帝的扶持下，经过乾隆初年以后三四十年的发展，乾隆后期，学术界整理、考据古典文献的活动进入了高潮。上自名公巨儒，下逮博士学究，无不涉及考据之领域，整个学术界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一片繁荣景象。就经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将平生研究所得撰成各经新注、新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几百年来程朱理学对经学研究的垄断；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为了探求儒家经典原义，或上探汉、晋经师旧说，或精研文字、音韵、训诂。这些活动，不但使亡佚已久的汉代以来的解经文献得到了一番普遍的发掘和整理，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小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就史学研究而言，除少数学者对一些旧史进行改修之外，绝大多数学者都集中精力，致力于历代正史表志阙略部分的补修和对古代史实的考据。其中在补志活动中，有的学者以一人之力而兼补数种表志，有的是数位学者在不同地点共补一表一志，而各有千秋。经由这些学者的努力，使得各代正史所阙表志大抵都有了一种或数种补修之作。至于考史，更是乾嘉学派学者学术活动的热门，几乎所有的学者都程度不同地参加过这一活动，其中有的学者专攻一史，有的学者兼及数史甚至通考全史。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三书之外，专考一代史实之书更是不胜枚举，散见于笔记、文集中的零金碎羽式的考史之作，更俯拾皆是。

与此同时，由于整理古典文献活动的空前普及和发展，许多学者还专门致力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的研究，并各有质量甚高的专书问世，因而，各种整理古典文献的技能也都有很大提高，并各自发展成为专学而独立于学术之林。所有这些，都是乾嘉学派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朝廷扶持乾嘉学派以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活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虽然皇帝对乾嘉学派的扶持，对于当时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也需指出，乾嘉学派的学术研究活动只是一种畸形的学术研究活动，其研究内容严重脱离社会实际，和民生利病毫无关系，亦为时人所诟病。（7）

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认识的偏差，以为清朝十八世纪的思想学术界，舍“考据学派”，其余（包括“理学”）就无足道也。其原因之一，即在考据学接近于所谓现代科学方法，因而备受二十世纪学人的推崇。其实，“考据”只是读书注书的一种方法，与儒家的主要目标“修齐”、“治平”皆存在一定的距离；就此而言，它只是一种“小学”而已。（8）其“研究方法”中更存在很多问题，还造成了“疑古”、“批古”的效果。

实际上，无论“理学”、“考据”，都属于“经学”，都是从“经学”的视角说话。而“经学”虽为“儒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却绝非等同于儒学，亦非儒学全部。自先秦以来，儒家所说“通经”，乃为“致用”，绝非仅为“通经”而“通经”，为“读书”而“读书”。《大学》曾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虽说“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落实在“治国”、“平天下”之上。这表现了他们对社会群体的关怀，也指明了人生努力的方向。（9）于此立定脚跟，由内而外，超越宋明，回到先秦儒家，意图建立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正是清代“经世学派”的志向。（10）他们也正是在十八世纪，特别是乾隆初年有着上佳的表现（集中表现在其后成书的《切问斋文钞》和《皇朝经世文编》里）。

不错，出于一般知识分子对“考据”的推崇（甚至以为考据才是真学问），皇上本人也无例外地醉心于考据活动，这里既有他个人的爱好，（11）也有一部分是出于一些实际政治的考虑。如儒家经书需要考据功夫，来发掘它的真义；（12）这不仅仅是务虚的，也有务实的一面（如乾隆初年制订“礼乐”的需要）。但要说皇上就以考据为最高学术，恐怕就太小看他了。

乾隆一朝无与伦比的丛书搜缉，收录了那么多的古今著述，这难道不是“钻故纸堆”，或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不错，《四库全书》收录了清代各朝的御制文书，但雄才大略的皇上难道不想再写一部自己的“大作”？难道他没有自己的东西，可以一展身手？显然并非如此。除了早年的《乐善堂集》以外，皇上还有很多著述，散见于各处，如《御批纲鉴》、《经筵御论》，等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为什么不做一个总的整理呢？

似乎有什么阻碍了他的努力。那就是存在这样一个“戒律”，即不允许编制本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