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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水平，人均产量却有所下降；经济作物的下降更是明显，如油料、烟草、茶叶、丝茧的产量降低了一半左右；而且以后很久，这部分生产都未能恢复起来。

到1956年，集体化以后的第一年，问题就充分暴露出来。1956年中，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5月6日：“一五”计划前三年烤烟生产的计划都没有完成，原因在于指导错误以及价格政策等；9日：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油料供应不足；10日：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大大下降，是造成当前农村市场不活跃的重要因素；24日：去冬到今春不少地区农村副业大大衰落；6月6日：由于领导机关重视不够和长期以来收购价格偏低，江浙两省桑园面积和产茧量，目前只相当于战前的54％和35％；据农业部统计，今年花生、黄麻、甘蔗播种面积都在减少，许多地区副业生产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特别是养猪减少；7月：中央农工部副部长王观澜报告，浙江副业严重下降，江苏长江两岸地区副业产值一般亦下降了30％～80％以上。

毛泽东为此专门起草了一份通知：河北省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占产值百分之七十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

生猪的出栏头数从1955年下降，1956年下降为6157万头，比1954年减少20％左右。1956年出现了全国大牲畜数量的首次下降，从此开始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1957年、1958年分别减少390万头和610万头）。

而且，极力强调粮食生产，粮食问题并没有解决。在集体化的前十年（1956～1966年）粮食生产是零增长，后十年（1967～1977年），仅仅是总量增长，人均并无增加。在大饥荒时还能依靠四川、黑龙江，改革前夕则几乎没有一个省份还可调出粮食（不要说防灾，以后的“工业化”、“城市化”皆失去依托）。

当年“以粮为纲”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反而害苦了那些先进地区。类似的问题，在历史上就存在过，如雍正皇帝曾一度批评广东和福建的“舍本逐末”。继1982年福建之后，1983年、1984年我两次赴广东考察，目的就是看看在“放开”之后，地方经济将向何方“自由”发展（我在那里也遇到老人恳切陈情，希望上头放宽粮食政策）。

简言之，在中国这一农业古国，自发展的早期阶段，粮食生产都是丰富而有余裕的，曾几何时，一些地方改而经营其他经济作物，因此不得不进口粮食（如广东、江苏、福建等），这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如果“倒行逆施”，强令其“自给自足”，结果将会放弃其领先地位，即使获得一时成功，却最终无法解决该地区的发展问题。

“以粮为纲”的问题，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得以解决，《杜润生自述》中说：1981年中央批转了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13号文件），它关系到健全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生产的战略方向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生产结构问题和责任制问题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两项政策，一条是包产到户，一条是多种经营，从此把农业推进新的体制和新的生产结构。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好像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主张重农轻商，就只种粮食，不搞多种经营。实际上“多种经营”是禁不住的，在有些朝代还很发达，——《自述》在这里即引述了高王凌的研究。

1982年秋，我把文章初稿交给发展组。当时小组正准备下乡调查，题目是“包产到户以后”的政策走向。“带头大哥”宋江看好它，来信说：“不仅文章对现实有借鉴意义，而且对改变史学界的学风有一定价值”，并决定打印若干份，送中央书记处。多年以后，据友人唐晓峰回忆，王岐山曾拿此文向他显摆。

当然，这一问题的解决还须分两步走，没有八十年代中在粮食问题上的“放手”（所谓农村改革的“第二步”），则还不成（参见广东和江苏的例子）。

说到这里应该声明，我决无意指陈中国当代改革是受清代影响，不，农村改革是从实际出发，并非受书本和前人影响。但也不可否认，这里面存在有一种“关联”，而且可以“互相说明”。

所以我曾提出这样的学术口号：“正面观察，贯通古今”。不但来回观察，必要时还须反复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