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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交革职之罪。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总督爱必达亲自审问，赵泰交认罪。昔日盗犯反而成为官僚倾轧下受到保护的受害者，无罪开释。经巡抚周琬亲自审讯，由按察使沈作朋会同原布政使亢保，题参归州知州内大小官员、吏目与差役，转报总督审题。于是赵泰交被题参流放，吏目夏念祖，州役宋明、胡贤、邓珍徒刑，事主李作椇、保正袁正芳充军，州役周四杖刑。

清律严苛，地方官吏必须在时限内侦办盗案、刑案，否者受罚。官僚相护是官场伦理，必要时牺牲平民是官场一般处理案件的方式。反观本案却是相反，盗犯利用官僚之间的矛盾，死里求生。而且在复审时利用地方官违法失职情节，不但翻供，而且诬告地方役吏在搜索时窃取其家中银两，写下奸民铤而走险、官民斗法的惊险一章。

结果本案之演变，完全不符合官场之内相互袒护、利益相依的传统；而是地方官僚内部倾轧，公报私仇，产生官场冤案。此一案中，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州、知县、幕宾、吏目、衙役，地方官僚体系内各层级成员均牵涉在内。按察使沈作朋一手遮天，影响总督爱必达的判断，固为罪魁祸首，地方官探问上司口气侦办案件，在本案中也有充分的表现。而若非张氏兄弟贼心不改犯下续案，归州受诬陷官僚及地方人士可能就此沉冤莫白。

张红顺兄弟开释之后，心中暗自得意，玩弄了一批昏庸官吏，遂以为其智慧超越司法之上，又谋划了第二盗案。时为乾隆二十七年五月。

届时，新任知州秦爃于人赃俱获后，审出李作椇家盗案及赵启贤家一案，张氏兄弟俱为正贼，并非冤枉。总督爱必达、继任巡抚汤聘命新任按察使高诚委托武昌知府锡占审理（原按察使沈作朋已经升任布政使）。另一方面，则拘押嫌犯在监，一搁就是将近一年，不审不判。

在总督、巡抚、知府的暧昧态度下，本案难以继续追查。若非张洪舜（红顺）之妻犯下奸案被捕，供出其夫因赵启贤家盗案被捕在监，事情似乎就可大化小、小化无了。乾隆二十八年四月，皇上由刑部奏文中得知，前“归州知州赵泰交滥刑妄断案”内开释盗犯张红顺名字与其字音相同。而赵家盗案发生已经将近一年，湖北省并未咨部，违反了刑律中供证确凿赃迹明显者限四个月完结，即使限内无法完结也要行文咨部，方可准延展两月的规定。立即谕令刑部要求该省督抚详查覆奏。诸多疑点又提醒皇上“该督抚以至承审各员，或有回护，亦未可定。若不彻底查究，何以清谳牍而雪民冤”？当即派遣两位钦差南下全面侦查。盗犯经钦差刑部侍郎阿永阿审讯，遂供出两案惊人内幕。

皇帝在司法侦查、审理与判决上有最终决定权，于本案中展现无遗。此案若非惊动天听，难以重见天日。皇上何以在日理万机之中，意识到此一寻常民间盗案暗藏无限冤屈，更进一步牵连一大批地方官员，上下勾结，朋比为奸，亦非仅凭他聪明或记忆力好，刑部奏文也是重要因素。刑部怀疑张氏兄弟若是良民，何以在开释数月后即犯下第二案？而盗犯被捕后已近一年，湖北省督抚既不咨部又不完结？由刑部奏文上通皇帝，亦可能与新任归州知州秦爃为刑部尚书秦蕙田之侄有关。秦爃明知内有隐情，而上司又不审不办，拖延此案。苦于无法与上司力争，只有暗中通报刑部尚书有此弊端。

在谕旨和钦差的双重压力下，五月一日湖北按察使高诚抢先上奏，表明三月二十日他已查出张氏兄弟为盗案正犯，拖延原因乃“张洪贵等狡黠异常未据承认”。并开脱总督爱必达“并非回护”，巡抚宋邦绥“亦无牵制之处”。皇上已对湖北地方官僚有所不满，立将高诚革职拿问。其后高答辩说，案情真相大白后，曾向布政使沈作朋要求举发，但沈“不答不办”。两人一同会见总督爱必达时，沈又力言“前后两案均无影响”。总督听信其言，未采取进一步行动。上司决心拖延，高诚无可奈何，他为自己辩解：“才短力薄，势成孤立，实属有愧臬司重任，惭愧无地”。

总督爱必达与第二任巡抚宋邦绥于五月三日上奏，禀明同省上下努力办案，无人懈怠。皇上大怒，在爱必达、宋邦绥的奏摺末了朱批“竟不成话矣！不知尔等具何心肠，何胆量仍敢为此奏文”！五月九日内阁发出谕旨，斥责爱必达、宋邦绥“敢于朕前支词蒙混，则诚何心”。爱必达、宋邦绥交刑部严加议处，前任按察使沈作朋革职拿问。

钦差阿永阿于五月八日抵达湖北武昌，五月十三日即有案情奏报，细数湖北一干地方官僚罪状。首先指责罪魁祸首现任布政使沈作朋，尤其是沈接受审讯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