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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日记本没得到，要的人太多。也是怪呢，越是不识字的人越是喜欢那本本，拿着封信到处求别人念”，老邓如是说。

在坑道里天天吃饼干，缺维生素，所以苹果是好东西，一人分一个，剩下的由指导员统一管理，保管苹果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指导员的通讯员老邓的头上了。

端午节中午，老邓正在坑道里忙着往弹药箱子里收拾苹果，这时候炮响了，密集的炮火震得坑道里尘土飞扬。打了几个月的仗，老邓当然知道这是敌人要进攻了。可是，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将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

第八章

1953年的6　月，正是朝鲜谈判谈谈停停的时候，双方在板门店桌子边争吵得越热闹，三八线的战场上打得也就越激烈。

在坑道里，老邓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美国的无产阶级是反对侵略战争的，想扩大战火的是杜鲁门和资产阶级一伙。”因此“反动派不肯认输，我们就把他打回谈判桌去”。根据这个原则，从5　月份起，阵地上就配置了高音喇叭，由会说英语的广播员负责给美军中的工人阶级士兵做思想工作，而老邓他们则专门负责消灭属于资产阶级的那部分坏蛋。

英语广播有多大效果不好说，反正敌人进攻的强度不见减弱，密度倒还有所增强。

这一阶段的战斗都是围绕着阵地的争夺与反争夺而展开的。“连长和指导员每天都不停地说要坚守阵地坚守阵地，一步也不许退。我们的部队是渡江英雄营，连长和指导员都是最勇敢的人。”

说是要坚守阵地，可是坚守也不容易。阵地上的土早被炸弹犁松了，“不能挖战壕，坑挖深一点，炮弹一震就把你埋到里面去了”，“只挖个膝盖那么深，前面用土麻袋挡着，能趴下就行”，“我使步枪，步枪要掩护机枪。敌人进攻，在前面跑着的那些我不管，那些归机枪打。我们打蹲着的和趴着的，蹲着趴着的家伙你不打他，他就瞄着我们机枪干了”。老邓还说：“我们当然也打敌人机枪，但敌人机枪的打法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机枪手都是好战士，摆在前面，打得最狠；他们的机枪躲在老后面，胆小。”　2

1953年端午节的中午，老邓听见炮响，赶紧把苹果放好，再往自己脖子上挂了个铜喇叭，拎起枪就站到指导员旁边。按以往习惯，指导员负责机枪组，所以这时几个机枪手也跑了过来，可指导员一摆手，让他们跟连长去。

原来这天坑道里有客人。从6　月份开始，二十四军在上甘岭战区逐渐转入进攻态势（老邓他们这个阵地就是不久前才占领的），当时部队的口号是“一鼓作气，消灭美三师”。为了配合这个形势，朝鲜方面也开展了宣传活动，这天正好有一个人民军的政治军官和朝鲜青年团的一个同志来连队采访，现在战斗打响了，指导员先要把他们送回去。

指导员让老邓帮朝鲜同志把采访包背着，一边坐着谈话，一边等炮停。

从炮一开始响，连长就守在坑道口，看见炮火延伸，连长手一挥就带着一个排冲上去了。接着，指导员、老邓和朝鲜同志也来到坑道口，准备等我军的反击炮火开始之后，沿着运输线返回到团部去（师、团的前指离阵地不到三百米，但真正的师、团部离一线却要远得多）。就在这时，敌人的炮又响了。指导员赶紧指挥战士退回到坑道里，不一会，阵地上抬下一个人来，是连长。

连长的背被炸开了，像血糊的一样，抬进来后只动了几下就咽了气。指导员当时眼睛就红了，他和连长是老乡、老战友，年纪差不多，平时点一根烟都要两个人分着抽的，关系极好。指导员不让别人插手，自己找了床棉被把连长裹上，然后问上面的情况怎样？连长的通讯员哭着回答：“美国人，人很多。”指导员于是对朝鲜同志说：“对不起我不能送你们了。”

指导员安排老邓把两个朝鲜人送回去，并且让他把一个包交给团政治部，那里面有连队的战斗日志和全连战士的决心书。决心书的事，老邓知道，那是指导员写的，分苹果的时候还张罗着大家签名字。每次祖国人民送礼物给志愿军，前线部队就用决心书当作给慰问团的回礼。

指导员话还没有交代完，那个人民军的军官就把照相机挂到了老邓的脖子上，并且说“不用送我，我必须留下来”。旁边的那个朝鲜青年团的同志也坚决要留下。

这个军官姓洪，是人民军报的记者，他小时候在中国东北读书，能说很流利的中国话，抗战胜利后随金日成打回了朝鲜，在战斗中负过重伤，是个老兵了。这些情况当然是老邓日后听介绍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