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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招待会通过中央电视台作了现场直播，全国各地的观众都在第一时间了解了非典疫情的真实情况。对于很多人来说，非典的肆虐无疑会使他们感到有些紧张，但由于了解了实情，看到党和政府终于与人民站在一起，便鼓起了团结一致、战胜非典的勇气。

4月2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吴仪副总理任总指挥的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中央财政设立总额为20亿元的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主要用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中非典型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中西部困难地区县级医院的应急改造和购置治疗非典型肺炎的医疗设备，支持非典型肺炎防治的科技攻关等。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千方百计控制疫情扩散蔓延。

从4月21日开始，全国实施每天一次非典新增病例与疑似病例的报告与公布制度。也是从这一天起，北京连续十几天每天新增90至100个确诊非典病例。4月29日，新增非典确诊病例数达到峰值，为152例！这是一个令人心悸的数字。然而，伴随着病例数字的节节上升，大规模的混乱并未发生。相反，街头种种不负责任的传言失去了市场，人们的情绪也渐渐稳定下来。相信和依靠全民族的力量，共同筑起抗击非典的铁壁铜墙，抗击非典的战争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次突发的非典事件，使一次对我国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全面检验，最后的结果不得不让我们为之痛心和检讨。作为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在面临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的卫生体系竟是如此的脆弱和不堪一击，还更不用去谈我们的保障体系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中西医结合、土洋结合、专业人员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等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覆盖全国城乡的公共卫生体系，形成了受到世界称赞的“中国模式”。这个模式的特点，一是低投入，广覆盖；二是预防为主，群防群治。

哪里有人，哪里就应当有医有药，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公共卫生体系的基本要求。针对我国人口大多分布在农村，而农村医疗卫生基础又极度薄弱的实际情况，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确定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战略决策，国家加强了对农村公共卫生事业的组织与领导，大批专业医护人员扎根基层，奔赴农村，为农村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不脱产的乡村医生（当时称作“赤脚医生”）和农民卫生员，引导农民建立起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了集预防、医疗、保健功能于一身的县、乡、村三级卫生网络。在国家很少投入的情况下，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基本做到了农民“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

由于领导重视，群众发动充分，方针方法得当，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落后状况迅速改观，彻底消灭或有效控制了性病、天花、丝虫病、麻风病、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对各种地方病、职业病也实行了有效的预防与控制，大大提高了国民的健康水平。在旧中国，国民平均寿命只有不到40岁，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接近70岁，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名列前茅，甚至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中国代表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听后不由得竖起大拇指说道：“你们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啊！”1978年，在阿拉木图召开的世界卫生会议上，中国的公共卫生制度被列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目标的倾向日盛一日，各级政府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轻视公共卫生的问题。在农村改革的大潮中，曾经颇为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逐渐被边缘化，以至于名存实亡。在城市，众多国有与集体企业的改革与改制中，那些被分流、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为数不少的人被迫从原有的卫生保障体系中分离出来，而新的体系又未能及时包容他们。随着人员流动，特别是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流动性劳动者空前增多，他们大多游离于国家的卫生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