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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们的儿子都在空军，是我们对你和空军的信任，是为了保你的权，防止别人挖你的墙角，你要信任他，放手让他工作，不会拖你的后腿，你放心！我当时表示一百个放心。1969年12月2日我向林彪汇报时，林问：林立果在空军工作不错吧？我说很出色，大家很信任他。林说：可以让他当办公室副主任和作战部副部长，他可以向我汇报。我表示同意。回到空军，我就找周宇驰、王飞，对他们说：空军的一切要向林立果汇报，都可以由林立果调动、指挥。这样就把空军的作战权，私自交给了林立果。

“在林立果作所谓‘活学活用’报告时，周宇驰就将我的话讲出去了。对林立果的所谓报告，大家说好，我也说好，说林立果是天才，又将这份报告作了简报，向林彪作了汇报。林立果利用我给他的权力，大肆活动，组成‘联合舰队’，我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搞武装叛乱提供了条件，还为他们培养了骨干王飞、周宇驰，对空军的建设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起诉书第42条指控林彪、叶群阴谋带领黄永胜和你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你谈谈这一指控的情况！”律师问。

“这一指控，看到这个材料我才知道，阴谋带我走，我不知道。”吴法宪简单地作了回答。

韩学章、张中律师会见姚文元（8）

“起诉书第44条指控你销毁了与林彪、叶群等来往的信件、材料等罪证，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律师问。

对此，吴法宪扼要陈述说：“‘九一三后’，我很害怕，便把与林彪一起照的照片都烧了，叶群写给我的诗也烧了，为了掩盖罪行，主要是烧的照片。”对吴法宪的罪行的指控，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他作了回答后，又对自己的问题加以概括说：“总起来，我的罪行：第一，参与了组织林彪反革命集团，为林彪提供了骨干，把王飞、胡萍等介绍给了林彪；第二，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广大干部和群众；第三，破坏了空军的建设。我的罪恶大，我天天想到自己的罪恶，我看了《刑法》第90条、第98条、第100条、第###，我都触犯了。特别法庭按照我的罪行怎么判我都接受，我认罪服法。”谈到这里，他停住了，欲言又止。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律师问。

“我16岁参加革命，没有一天离开过解放军，最后堕落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这是由于我的个人野心所造成的。罪行犯了，没有办法，按照我的罪行，判我什么刑都没有问题，我要求给我一条生路、出路，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赎一下我的罪行，重新做人，再也不敢犯罪了。如果再犯，法院可以抓起来枪毙我。”

律师看到吴法宪已经没有什么再说的了，便对吴法宪说：“你要相信特别法庭会实事求是，你对自己的问题也要实事求是。今天就谈到这里吧！”随后律师招呼监管人员将吴法宪带回监房。

一件重大的任务完成了，二位律师感到一阵轻松，看看手表，谈了一个多钟头，摸摸口袋，里面的通行证保存完好，于是他们告别了羁押吴法宪的灰色砖砌楼，稳步走出警卫森严的监狱区的铁门。

张思之、苏惠渔律师会见李作鹏

特别法庭于1980年11月10日向李作鹏送达起诉书副本的同时，告知可以委托辩护人，李作鹏表示不委托律师，后经法庭工作人员对律师制度以及有关法律规定作了说明和解释，李作鹏经过一番考虑，于14日上午提出“请求委托律师为我辩护”。当天晚上，决定选派张思之、苏惠渔律师接受委托，并向二位律师通报了李作鹏的状况和特点。其时离开庭时间已经很近，律师于11月16日上午去北京复兴医院会见李作鹏，他因心脏病严重，由秦城监狱转押在医院边治疗边候审。会见手续办得特别快，“两案办”一个电话通知就全部解决了。会见开始，律师说明来意，作了自我介绍，重点阐明了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辩护制度以及辩护律师职责的规定。李作鹏的态度既认真又平淡。双方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办妥委托手续。至此，张思之、苏惠渔两位律师从法律上正式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之一——李作鹏在受审中的辩护律师。律师接着听取李作鹏对起诉书指控的罪状的意见。事实上，起诉书中指控的内容，对李作鹏来说应当并不陌生，早在预审过程中，针对这些内容早就对他进行过反复的、详细的讯问，因此，提及对起诉书的意见，他稍加思索就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由此推知他对于律师的工作愿意配合，但给人的感觉也并不是那么迫切或寄予期望，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