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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于10点25分结束，吴法宪随即由监管人员带着离开会见室。两位律师望着吴法宪离去的背影，相互不约而同地表示：吴法宪的认罪态度确实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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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思之、苏惠渔律师会见李作鹏

1980年12月27日，张思之、苏惠渔律师第三次去复兴医院会见李作鹏。此次会见有两项任务：一是根据要求，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补拍律师会见被告的录像，已如前述。这项任务很快就完成了，现在人们看到的几帧律师会见被告的照片，包括其他几位律师与相应被告人的会见照片，大多是在这一空隙所完成。再就是听取李作鹏对庭审辩护的意见。对此，李作鹏可能不曾想到。但这并不是说李作鹏从来不曾关注过他的律师担任辩护人的前前后后，特别是在庭审调查阶段，律师为了搞清调查的内容投给了他什么样讲清事实的机遇，在法庭辩论阶段究竟为他讲了什么话，以及《刑事诉讼法》上讲的，依据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辩护律师到底做得怎么样，他心里自有一本账，而且清楚得很。根据他的性格，看法一经形成，很难改变。所以，当律师明确告知来听听他意见的时候，从来就是冰冷的面孔此刻流露出一丝微笑，这微笑中似乎显露出我什么都明白：作为律师，你们已经尽职了；为我作了辩护，但很有限；律师是有作用，但案子太复杂了，作用有限得很。因此，他明白无误地说：“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们。”律师听了，心里很不自在，一时却又无言以对。张思之接着李作鹏的话问道：“敲边鼓？能不能说得具体点？”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脑子的确转得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这可能是他的真实意思，用以宽解律师的心情。临到谈话结束行将道别时，他冒出了一句：“写了首诗给你们。”至于写了些什么，他未说明。当律师提出可不可以看看时，他却说：“20年以后给你们。”为什么一定要20年，不得而知。这时张思之无可奈何而又态度坚定地对他说：“那好，我等你20年。”①

宣判现场扫描（1）

1981年1月25日上午，北京时间9时整，还是在天安门前东首正义路1号，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开庭。

出庭的审判人员有庭长江华，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审判员31人。书记员3人担任记录。出庭的公诉人有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检察员21人。出庭的辩护人有律师9人。

江华庭长宣布特别法庭今天继续开庭以后，将10名主犯逐个传唤押解入庭。他们被分别传唤到庭的次序为：第一个是江青，第二个是张春桥，第三个是姚文元，第四个是王洪文。也就是，通常所称的“四人帮”先被传唤押解到庭。接着依次是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被押解到庭。这个次序与开庭起诉时的传唤次序相比，有所变化。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位置也有所变化。开庭起诉时，这10名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位置，从旁听席向前望去，从右至左，分别是姚文元、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江青、黄永胜、陈伯达、王洪文、李作鹏、张春桥。而今天开庭审判时，这10名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位置，从旁听席向前望去，从右至左是张春桥、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这两次开庭对被告人位置的安排虽然有所不同，但也有一些共同之处：第一，江青和黄永胜始终处于最居中的两个位置；第二，张春桥始终位于最靠边的一个位置，不是在最左边，就是在最右边，离开居于最中间的江青最远。因此，对他们来说，法庭再见是久别重逢，但想搭话也不易。当然，在法庭上本来就是不允许被告人随便搭话的，中间的距离再相隔四、五个人，那就更难了。

10名被告人被传唤到庭以后，江华庭长宣布：“今天出庭的有特别法庭庭长江华，特别法庭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审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