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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笔者在秦城八年，长期手头只有《毛选》四卷，曾就此作过一个粗略统计，这些成语典故来源于古籍的：３０条以上者有《左传》，２０至３０条者有《论语》、《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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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１０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国语》等。

由上述各种事实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学生时代开始，终其一生同他的老师一样，极其重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当年他并不同意《新青年》前期所表现出来的全盘西化的观点，而主张批判地对待中西文化，两者如何取长补短；同时强调要研究国情，通过改造哲学和伦理学来改造思想，改造现实。

这种可贵的思想特色，同他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

、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同他的哲学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同他在延安的整风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都是一脉相通的；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

，更是一脉相通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谈毛泽东早年的情况。他第一次到北京后眼界大开，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狂飙骤起的五四运动更是一大冲击，使他对孔孟学说的看法发生急促的转变。这在他主办的以传播新思潮为职志的《湘江评论》创刊号（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４日出版）上，有很多反映。

《创刊宣言》说：“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

最后大声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

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

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在两篇只有三两句话的短文上，直接指斥康有为的维护孔子尊严的可笑。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孔庙大殿）

，康有为打电报给政府，指为“侮圣灭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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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游各国，未之前闻“。短文中说：”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康电报中还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短文中说：”这才是怪！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

接着，７月２１日出版的“临时增刊”第一号上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首先对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戊戌变法以来的维新思想，子以彻底的批判：“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

（批欲师夷长技以制夷）

；“是空虚的思想”

，“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

：“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

；“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

，“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对健学会的“公约”中有“自由讨论学术”

一条，极为称赞：“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

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１９２０年４月，毛泽东从北京往上海途中，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但还是中途下车，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

此事在他记忆中印象很深，因此同斯诺谈到：“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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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所住的小镇。

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

这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