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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当然，革命的理想没有现实的基础，不去寻找实现理想的可靠力量，这个理想也只能是空想、幻想。不过，一个极其重视实践、重视行动的革命家，还没有找到一条理想大道的时候，他首先极力去探索这个理想，这个“大本大源”

，从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出发去寻找变革现实的革命理论，那么，这种真理的追求是具有无限的现实意义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缺乏燃烧着革命热情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不可能成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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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革命家的。青年毛泽东虽然还不可避免地带着唯心主义的观点去探索他的“大本大源”

，但是他是完全理解到理论的力量的。既然要走出一条前无古人的“再造之”的革命大道，他怎么不首先急于在这茫茫黑夜之中去找那盏指路明灯呢？

他当时的这种精神状态，是完全符合于２０年之后，他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的意义和作用的这一说明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

毛泽东从一开始产生革命意识之时起，就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他从来把实践、行动看成第一位，而且逐渐从实践中悟出知与行之间的正确关系。这种品质日益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他同当时一般的先进知识分子截然不同之处，就在从学生时代起，总是想方设法多了解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就十分重视同工农群众的联系，寻找机会接近他们、了解他们，虔诚地为他们办事，同时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利用暑假同萧子升到洞庭湖周围各县“游学”

，了解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和民间疾苦的真实情况，这决非偶然之举、平常之事。他是中国农民的儿子，自幼在农村生长，同农民一起在田间长年劳动过，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历史知识和少年时代的经历，也帮助他逐渐认识清楚农民是中国历代“造反”之源。在学友会创办夜学之后，他获得同工人接近的机会，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生活状况以及罢工的原由。

１９１６年至１９１８年间，长沙的手工业工人由于生活费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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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纷纷要求增加工资，如香帮（做迷信品的）

、染工、锯工、箩夫（码头工人）

、人力车夫，以及湘潭的铁业工人等，都发生过罢工斗争。

特别是１９１７年４月，水口山三千多矿工为要求发红奖，全体罢工，一个工人被打死的事件，给社会上的影响最大。这类消息当时长沙的报纸上都有详尽的报道。这种情况当然促使他对许多社会问题深加思考。

关于毛泽东当时如何探寻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的这种情况，徐特立在一次回忆中这样说道：“毛泽东同志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民主革命思想弥漫在学校里。

他着意研究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任何革命，若要成功，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领袖必须同国内的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第一次大战甫告结束，我邀他同往法国留学，他便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而拒绝我的邀请。他宁愿多增加一点关于本国的知识。“

①

根据以上有限资料的探讨，青年毛泽东这时的社会观虽然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还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因为他不是空怀着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志愿，而是为此寻找一切机会去接触人民群众，接触各种社会实际，从这种接触所得到的理解，自然最为坚实。

一旦投入到现实的火热的政治斗争，尤其是有了十月革命的榜样，在已经具有的初步的唯物论和比较扎实的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