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第1/4 页)

，而是指轻忽农民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

，又急于求成地搞社会主义，因而不能不经常犯“左”。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等“左”倾思想，似乎

147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１４１

是早年的“返祖现象”。

从工作作风、方法上分析，毛一向迷信群众运动，从延安“抢救运动”

，一直运动到“文化大革命”。

（李代耕插话：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是两回事，《决议》应将这个问题讲清楚，今后再不要“运动”群众了。）延安８０％的知识分子上台“坦白”

，被“抢救”成特务，结果这些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连王实味也不是。开国以后的运动，似乎是接受了教训，但也总要搞个５％，几亿人口的大国，右派就五六十万。

大炼钢铁，９００万人上山，树木砍光，至今还难恢复。

“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又在党内党外、全国遍地几万几十万地整特务。

这种搞运动的方法，怎能不“左”？怎能不破坏国家经济，毁灭人才？言之令人痛心。

越来越迷信自己，安于搞个人崇拜（奉承迎合者之流也有责任）

，听不得批评。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书记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

，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从领导一元化发展到“大权独揽”

，这就从制度上形成个人独断专行了。开国之前，事实上毛确实一贯正确，但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思想中，也还有一部分其他中央同志的功绩，不能全归功于己。至于后２７年中的错误，不能说他自己没有察觉，但完全听不得批评。

１９５８年，田家英跟我谈过，他离开中南海时想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指江青之流）

；二、听不得批评；三、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田在主席身边十多年，这种听不得批评的感触极深。如果说，毛一直到去世前还认为十年浩劫是三七开，这只能说，或者是仍然迷信自己基本正确；或者是唯恐有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一意保护

148

２４１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自己保到底。

言行不一，出尔反尔，在毛晚年达到了令人害怕的程度。

此种例子很多。发动“文化大革命”

，从搞《海瑞罢官》起，就是背着政治局和书记处搞突然袭击。

从客观上分析，前２８年，由于敌人强大，有三座大山，还有共产国际、斯大林，这是客观的存在，也是巨大的制约，因此，毛始终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开始，才言决战。开国之后，经抗美援朝，认为美帝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认为斯大林也不过如此；１９５７年到莫斯科开会，对赫鲁晓夫当然不在话下；在党内是“鹤立鸡群”

；至于民主党派，更不在话下；群众闹事，没什么可怕总之，失去了一切制约，必然难免信口开河，随心所欲。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当然决没有准备搞十年，也许只准备搞“水也可以覆舟”

，直到武斗之后不好收拾，才搞两派联合、工宣队、部队支左等等办法。但这种制约也没有起作用，最后还说“七八年要来一次”。

毛泽东后２７年的一系列错误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大错误说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后成为一个一意孤行的独断专行者。

这个历史悲剧，《决议》应当很好地总结，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引以为鉴。一个革命政党，必须有办法对党的领导人实行有效的监督，否则，领袖一犯错误，就会成为全局性的错误。这是我们这一代尚未完成的历史使命。

《决议》当然不能像我上面讲的这样来写。不过，为什么一个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人，最后竟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这

149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３４１

个问题应当从思想到作风等方面说清楚，能有一个粗略的交代也好。

这个《决议》确实难写，写成这个样子已很不容易；经过大家讨论，相信会写得更好。

《决议》必将进一步解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更有利于四化的实现，从而使我们的党成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党。可是，没有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理论水平和思想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