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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提出的一些中肯意见，毛都根本听不进去，现在这样直接或间接对之提出质疑，按理他更难容忍。

可是，国民经济仍在严重困难时期，广大干部满肚子意见，大会又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气氛中进行，于是，毛泽东对此保持了沉默。

只有林彪在大会上的讲话别具用心，他反复强调，出了问题，造成困难，是因为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是因为“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很大的干扰”。他说：“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这次大会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认识“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但可以说，推动了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保守”同冒进的冲突、理性同盲目的冲突。

党内矛盾虽然被暂时掩盖起来，实际上却潜在地激化了。

１９６７年，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曾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１９６２年１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

①见《刘少奇选集》下卷，第４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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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５８２

国就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稿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不过那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他还说到，自这次大会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我们党内的表现是：形”左“实右与反形”左“实右，反对阶级斗争存在与强调阶级斗争存在，折衷主义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等等。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明白说到：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就认定”刘少奇一伙“是修正主义，警惕出修正主义，就是针对他们说的。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等中央负责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调整措施，充分估计到实际困难，把“争取快，准备慢”作为工作的基点，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紧张局势。可以说，调整的成效客观上是对“三面红旗”

，对带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和“左”的错误理论体系的实际批判，毛泽东对此却感到极为不安。这种靠“八字方针”而不是靠阶级斗争，靠经济措施而不是靠政治挂帅所取得的成绩，使他产生了某种危机感。

这种危机感用当时的语言来说，就是“党可能变修，国可能变色”。加上当年中苏矛盾重新激化，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等等因素的出现，使得毛对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有进一步的变化。

相隔才半年，１９６２年八九月间，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就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又重新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强调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他说，“阶级矛盾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十年，我想是几百年。”

“我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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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

他甚至作出这样的估计：“党员的成分，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过来的坏人，实际上不是共产党。名为共产党，实为国民党。”他认为刘少奇、陈云等不该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

，因而指责说：现在有些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我们的形势说成一片黑暗，是刮“黑暗风”。

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

他们鼓黑暗之劲，鼓单干之劲，鼓讲错误缺点之劲。

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反革命、党内的坏人就露头了。在毛泽东主持下的八届十中全会，把前一阶段在实践中行之有效并得到邓子恢等支持的，在某些地区农村开始实行包工到组、包工到人和包产到户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指责为“单干风”

，进行严厉批判。把彭德怀为澄清庐山会议强加给他的“里通外国”

等不实之词，于全会召开前写的长达八万字的申诉信，视作“翻案风”

，进行批判。于是在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情况下，毛的关于阶级斗争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