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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在四方，要（法）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法家以法、术、势结合，君主执法行绝对专制统治。对照之下，我们的以人治代法治，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书记挂帅，个人崇拜，以及在阶级斗争中设置对立面，引蛇出洞，突然袭击，出尔反尔，不受原则束缚，以实用为依归的策略等等，都不难看出法家的影子。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他的历史观，皇帝、总统、主席三者，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他自称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正是一种注脚。

我们不能说，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是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家、某派的影响，应当说，它主要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对国内国外现实状况的错误判断。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于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平均主义、君权至上、独断专行、缺乏民主，以及封建专制政治下的君臣关系、斗争策略等等，无疑都对他晚年错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确实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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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五）个人崇拜与标新立异的心态毛泽东对于个人崇拜问题，心理是颇为矛盾复杂的。在全国胜利前夕举行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了“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规定了“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

，可见他是有明确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思想的。后来时过境迁，同斯诺的谈话中，又谈到领导者权威的重要性，认为应该有分别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不能全面否定。

在国际共运史上，突出地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是苏共二十大。这给各国党也给中国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举行的中共八大通过的新的党章，删去了七大党章中写的“毛泽东思想”字样，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党当时接受了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的提法。可是，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给毛泽东解除了某种精神束缚，使他的骄傲情绪随之滋长起来。过去由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的权威地位，毛泽东对其人虽然并不佩服（同王明的斗争实质上是同斯大林的斗争）

，也只能“腹诽”。现在二十大揭开了盖子，从而也提出了重新评价苏联模式的问题。也正是在这前后，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广大城乡敲锣打鼓庆祝，全国呈现出热气腾腾的景象。这些内外条件使毛泽东感到：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似乎是世界上唯一最高明、最正确、最有本事的。苏共二十大之后不久，赫鲁晓夫为了巩固自己在苏共党内的地位，迫切需要中国党特别是毛的个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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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５３

望的支持，在短时间里对毛作出了谦恭的姿态，也助长了毛前无古人、横空出世的骄傲心理。在对东欧各国出现的社会主义改革趋势抵触日益加深的同时，毛以“舍我其谁”的气概，率领中国人民一再进行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践，试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完成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类伟业。可是事与愿违，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既不同于苏联模式而又没有摆脱苏联模式，而其起点比苏联更低，因此很自然地便跌入了类似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主义死谷。

毛泽东终于把对他的个人崇拜当作他的理想社会的实践手段之一。他不满意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的工作，特别是不满于１９５６年的“反冒进”

，决定自己到前台来亲自抓工业，抓经济，从而领导一场“大跃进”。于是需要“政治挂帅”

，于是需要“大权独揽”

，于是需要借助于历史形成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了。

“大跃进”运动一开始，他就由反对个人崇拜转而主张个人崇拜。

１９５８年３月，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从而将拥护真理同个人崇拜混为一谈。此后，反对个人崇拜一直成为毛十分忌讳的问题。在中苏论战中，中国党就公然指责苏共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是“现代修正主义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卑鄙的政治阴谋”。

毛对个人崇拜的欣赏和鼓励，助长了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