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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无法律的、无政府的自然状态，才同意签订国家契约的；契约一经签订，他们就得自愿地永远把主权——从而也就是他们的自由的基本部分——交给国家首领。

（至于这个统治者叫做君主或是执政官，霍布斯认为是无大差别的。）

卢梭的学说却是完全不同，人会放弃他的自由这个思想，他是不能容忍的。

在一篇反对普芬道夫学说的论战文章中，他把放弃自由称为“对自由和理性的侮辱”。他争论道（这里他援引锡得尼〔ＡｌC①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版，第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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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ｒｎｏｎ

Ｓｉｄ－ｎｅｙ〕所论证的人民主权学说）

，国家权力是永远不能授予任何个人的。

国家契约是立宪根本大法，“国家全体成员无一例外地都要受它约束”。

国家设置官吏乃是为了监督大家遵守这个根本法。

“这些官吏的权力及于为了遵守这个宪法所必要的一切，但却没有权利来变更这个宪法。”

由于国家契约的性质，只是当契约的所有签订者都遵守契约规定的条件，它才是不可变更的。但是，卢梭把契约的缔结理解为完全有同等权利的订约者之间的私法行为，他就必然要陷入一种矛盾，授予其任务原为监督契约条件的执行的“权力机关”以一种权力，而这种权力本身并不是契约的组成部分。在这个地方，这位始终不渝的自然法学说的捍卫者也不能不乞灵于“神的意志”

来遮掩他那进退两难的窘态。

当不平等的第三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来到的时候，当“合法权力转变为专制暴力”

，而人分成“主人和奴隶”互相对立的时候，国家是神批准的这个说法立刻就站不住脚。统治者滥用授予他们的权力，这就违反契约规定的条件，使契约不能发生合法效力。上层的赤裸裸的暴力激起下层用暴力来抵抗：“这里是不平等的顶点，这是封闭一个圆圈的终极点，它和我们所由之出发的起点相遇。在这里一切个人之所以是平等的，正因为他们都等于零。臣民除了服从君主的意志以外，不知有什么法律；君主除了凭自己的喜怒行事以外，也不知有什么法律。这样，善的观念，正义的原则，又重新消失了。一切又都得听从强者的权力任意支配，因而也就产生一个新的自然状态。这种新的自然状态当然是和我们曾由之出发的那种自然状态不同，后者是纯洁的自然状态，而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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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极度腐化的结果。在其他方面这两种状态则很少有什么差别。

建立政府的契约已被专制制度破坏而完全丧失效力，因此暴君只在他是最强者的时候，才是主子；当他被驱逐的时候，他是不能抱怨暴力的。以废黜或绞杀暴君为结局的起义行动，与暴君前一日任意处理臣民生命财产的行为是同样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按照自然的顺序进行着。“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对《论不平等》这部著作作了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时，特别着重指出卢梭思想的辩证性质。

他先论述卢梭的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只是在于人有趋于完善的能力这个思想，然后写道：“这样，卢梭就看到了不平等的产生是进步。

可是这种进步包含着对抗，它同时又是退步。

文明向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向前进一步。随文明一起产生的社会为自己建立各种的机构，转变为同它们原来的使命相反的机构。“

①这种发展产生的后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乃是所有的人都受专制暴君压迫。

恩格斯继续写道，“这样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可是不是转变为没有语言的原始人的旧的自发的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公约的平等。压迫者被压迫，这是否定的否定。”

②

卢梭的这部著作，正如恩格斯说的，“可说是精采地显示了自己的辩证的起源”

，③它不但是对人类只是在上帝面前才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②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４４页。

③同上，第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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