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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医生呢——纯粹出于科学上的好奇和担心，他曾在一次Krav训练课后为我做过非常认真的检查——他一点也不含糊：这种训练有助于我康复。他证实，心理效果不错这是无可质疑的。他总结说：“从概念上来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谈谈‘精神’训练的问题。”他的报告帮了我忙。

第一次，我采取了非常文明的陈述方式。我写了一份报告呈交上面，说明我的立场。既然保下一条命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有说服力，我便换了一个角度，说得头头是道：任务往往艰巨，我需要学会先摆脱困境，再想办法达到目的。在规范训练里目前这类需要还没有受到重视，这使得我停滞不前，妨碍了我在钝性方面更进一步。为了达到“被动力量”之效果，我必须加强积极反应的能力，而把它用在最后关头。一旦我真的掌握了这种本事，保持钝性就没有问题了。我保证。

讨论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他们还在原地打圈，因为没人愿意接受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给我完全的自由。这一主要议题还没有结论，他们开始转向什么“战略分析”，以及如何用我最为合适的问题。

讨论再次卡壳，还是乌里以大头儿的身份出场，画了个句号：“暂时就随她吧。”

这么多年里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就不能得到五分钟的安宁吗？”而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胜利在望。乌里的约法三章简单得很，也还显得可信：我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训练，但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任何任务，哪怕是很古怪的任务。他盯着我的两眼，最后下了个结论：“至于你解决问题的方法，被动也好，不被动也好，前提是不要惹出麻烦。”

对他们告一段落，对我也告一段落。大家都满意了。

2000年10月12日：两个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在雷马拉的警察局里，被野蛮地以私刑处死。

一次大范围的“整顿”。一帮“管理干部和高级军官”跑来巡查队伍、营地、装备和训练情况。目的在于让我们忘记那些众所周知的挫折，鼓舞士气，让我们觉得自己颇受重视。

他们在同一时刻就布满了各个岗位，满脸笑容地站在我们背后，让我们没办法交头接耳。我们行军和跑操的时候，也会和他们不期而遇。

第十一章　蜷紧的小手（8）

有个为我们准备“年度总结”的可笑家伙实在让我难以忍受。他和我聊什么耐力和计算机，和翻译聊语法和句式，和射手聊弹道学和瞄准。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他甚至打听Krav的训练问题趁我不在的时候。他知道我那会儿不在。什么东西。

我保持耐心，第三千次倾听那永远的经典名句，“以色列是一个强敌环伺的小国家，它曾经不得不现在依然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我心想，三四十年来这段话利用

了多少人，又有多少失去的生命和被毁掉的家庭该由它来负责。

“你为什么这样看我？”

“我在想多少生命被毁了”

“今天晚上我可以在上帝面前说：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

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谁也不会无来由地受苦。可笑之极！他有什么资格来评判？在他眼里，什么是“东西”，什么又是“人”和“什么也不是”　？在他看来我又是什么？一件东西？什么也不是？反正不是人。

从他们死去或者被毁掉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不可能“什么也不是”。这是明摆着的。所以这个家伙说的全是一派胡言。他们是为了某样东西才受苦受难。但那又是什么呢？国籍？理想？一份能够拯救一个人或者一百个人的情报？这值不值得呢？没有人可以评判。我更倾向于相信，正是上面的人，把他手下人的命运指向了痛苦和死亡。

我漫不经心地听着，就像在尽一个痛苦的义务，忍无可忍。他自以为是地认为，如果我们做不到向不同的战略伙伴都证明其安全保障，这个地区就不会有所改变。照他这么说，给人安全感的唯一有效办法，就是故意让对方置身险境，找出危险，然后欢呼自己的胜利。我们的头头们想出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诡计，还自以为聪明绝顶吧？“谁也不会想到，有人会自愿被人当白痴看”他觉得有必要向我进一步阐述。饶了我吧

开完这“通气会议”往外走的时候，我转身对着一个也有些反感的同伴，说：

“对这种小把戏”

“这不是什么把戏。”他生硬地打断我。

我不怀好意地讥讽了他一句：“你以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