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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理由无需再辨。只须谈谈“流远之苦”是否轻于徒刑。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数，量配边恶之州”。可见流刑虽有流二千里、流二千五百里、流三千里三等，但在执行中并没有按照里程发遣。在实践中，唐代将流刑犯相对集中地发遣至一些固定地点。其中以惩戒为目的的流人主要分布在岭南、安南、黔中、剑南、越雟、江南等六大地区，以实边、戍边为目的的流人则主要分布在西州、庭州、天德等边城重镇。

以其中的岭南道为例，岭南道具有两个特点：

首先，距离遥远。岭南最北部的桂州距京城3705里，最南部的驩州距京城6875里，远远超出了唐律三流所规定的流放里程。考虑当时的交通状况，带枷长途跋涉数千里，其困苦可想而知。

其次，环境恶劣。可以通过唐诗考察一下岭南在唐人心目中的形象。郎士元《送林宗配雷州》说：“海雾多为瘴，山雷乍作邻。遥怜北户月，与子独相亲。”王建《送流人》里说：“见说长沙去，无亲亦共愁。阴云鬼门夜，寒雨瘴江秋。水国山魈引，蛮乡洞主留。渐看归处远，垂白住炎州。”张均《流合浦岭外作》说：“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从此更投人境外，生涯应在有无间。”杨炎《流崖州至鬼门关作》也说：“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以上诗人向后人描述的岭南，是这样一个地方：瘴疠山魈等恶劣的自然环境，习俗迥异的蛮夷之乡，地远天涯、交通困难，使得被流放的官吏本人，以及送行的朋友产生极为强烈的畏惧心理，认为岭南是御魅之乡、鬼门之关，此去凶多吉少，有去无归。

至于诗中屡屡提及的“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范成大于南宋乾道九年（1174）曾官静江知府，以其亲历作《桂海虞衡志》，对“瘴”解释最为妥贴，其云：“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熏之所为也。”可见，所谓瘴就是大自然的山岚水毒与草莽沴气郁勃蒸腾，形成瘴气，严重危害人类身体。《简明中医病名辞典》里解释瘴气为：“又称瘴毒，瘴疠，指因感受南方山林间湿热瘴毒之气所致的一种温病，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恶性疟疾等疾患。”

此时的瘴，在流人眼里是极为可怕的。苏轼南迁，北归过大庾岭，题诗壁上：“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可见被流放的官吏往往难以生还。这虽然是宋朝的情形，但唐朝时估计也大抵如此。太宗派遣卢祖尚出任交州都督，卢祖尚先允又悔，原因是什么？他说：“岭南瘴疠，皆日饮酒，臣不便酒，去无还理。”

该学者认为唐代流刑“惩治的力度‘由古人对乡土的依恋为保障’，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口流动的频繁，人们对乡土的依恋在减弱”也只是一种主观推论，并无实据。只要注意到前面唐人的诗文，就可以得知：唐代正是借助流放地点恶劣的自然、人文环境和漫长而艰难的流放旅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流刑的惩治力度。这种“流远之苦”，显然超出徒刑。唐代的流刑就是通过流放地点的就远、就恶，达到了惩治目的。

同时，流刑用于惩治性质严重的各种犯罪，而并非仅侧重于政治…斗争。长流与流刑的打击目标一致，并非局限于反逆缘坐这一种情形。流刑与其在唐律中减死一等的地位是相符的，并非名重实轻。

具体到眼前这位王博士，似乎又有所不同，他倒意外地没有流放岭南、黔桂，反而往北流放去云中了。然而这并不代表他的情况就有多么值得庆幸，因为云中乃是边地，流放云中肯定就是戍边。目前云中防御使赫连铎整日介跟李克用干仗，而根据“历史”，李克用再过不了多久就能搞定赫连铎，到那时候几场大战下来，这位医学博士长于救人而非长于杀人，在那等战场之上只怕是没法活命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人毕竟现在还是大活人一个，这两个官差又是奉刑部公文办事，李曜自然不好说不准他们留宿，于是微微一笑：“两间帐篷，倒也空得出来，只要王博士、二位公人和这二位郎君不嫌弃，在下何惜区区两顶帐篷？举手之劳，这夜宿报酬云云，却不必谈。”

李曜这么一说，两位官差立即谢过，那王博士本来面无表情，走时倒也对李曜艰难地拱了拱手，道：“有劳李郎君。”

李曜笑了一笑，说道不必，微微犹豫，却忍不住问道：“某观王博士气度清雅，人品高洁，怎的落得这般地步？可是被奸人诬陷？”

那王博士没料到李曜会突然问他这么一句，微微顿了顿，嘴唇一动，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