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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礼券兑取现金时，不分地域，可以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总行或任意一个分支机构办理兑现。如果存期较长，银行还要付给持券者相当于活期存款利率的息金。

由于有上述种种优点和惠利用户的方便条件，所以储金礼券颇受人们的青睐。鼓乐喧阗、宾来客往的热闹时节，或者哀声四起、碎瓦执绋的祭奠场所，往往都会看到上海银行发行的或红或素的储金礼券出没其间，为事家增添几分喜气洋洋或者悲风戚戚的气氛。因陈光甫深受洋人和大银行的冷慢和白眼之苦，所以特别重视上海银行的眼务态度。他对行员时刻强调“顾客永远是正确的”，“顾客是衣食父母”，要求全体行员服务周到，态度和气，仪容整洁，礼待顾客，决不允许冷待顾客。另外他觉得外商银行往往建造得高大轩敞，豪华阔气，甚至金碧辉煌，耀眼夺目，使人望而生畏，临而却步，因而要求上海银行及其有关分支机构，做到门面朴素，勿求奢华，以消除一般顾客的疏远感。

上海银行还不惜工本，印制年历，制作皮夹等赠送顾客，以便联络感情，广为招揽。顾客对上海银行增加了亲近感，因此乐于与之往来。

陈光甫特别重视在青年学生心目中树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形象。自一九一六年起，他就在上海银行成立了学校服务处，一方面吸收学生储蓄，一方面代替学校收取学生的学费、膳食费和住宿费。他认为学校服务处储蓄业务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学生没有什么钱，老师们多数为低收入者，也没有多少钱可以储蓄。但学校服务处的工作，既可以为学校代劳，受到校方的欢迎，又可以使学生们在学习期间就对上海银行留有深刻印象，将来学生们毕业走向社会，必然会使上海银行影响更加扩大。

此外，上海银行还开办了代收电灯费、电力费、自来水费和代发工资等业务，不避繁杂，为顾客提供广泛的服务。代厂方向工人发放工资，有的发给现金，有的发给储蓄折。此举既方便了工人，又省却了厂方许多繁琐的工作负担，上海银行本身也可以从中获取存款利益。尽管这种利益有时显得微小，但从长远看，上海银行在公众中获得的好感，却是金钱所买不到的。

当然，上海银行决不会轻视大额存款。上行的各位股东，通过各自的关系，各展神通，尽力争取上层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广泛吸收存款。

陈光甫另一项著名的新举措，是首倡银元与银两并用。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币制还没有统一，社会上银两与银元并行流通。

当时中国政府历年向国外借款，皆以银两为单位。中国的关税、盐税由外商银行经管，所收税款就是银两，用以抵押中国所借的外债。外汇牌价也由外国银行以银两作本位定价。国内货币虽银两、银元并行于世，但以银两作为计值单位，计值办法沿用一九一０年清政府颁行的“币制则例”。该则例规定，政府标准银两“库平”七钱二分为银元单位，各地其他成色、重量不同的银两，如海关的“关平”、天津的“行化银”、北京的“公砝银”、汉口的“洋纹银”、南京的“二七宝”等，均依据“库平”八九归元的本位制相应加以折算。

当时各地银钱业与商家往来，无论收付的是银元还是银两，都要折成银两记帐。而银元折成银两的兑换率，由钱业公所依照市面需求量的大小随时定订牌价，加以公告，名叫“洋厘”，钱庄惠得洋厘差额。其时民间往来交易，用银元很普遍，用银锭、银块、元宝的渐次减少。但银钱业收付银元时，每元要收取二毫半的手续费，而以银元存款，却不付给利息。由于币制不统一，不仅造成折算收付的诸多麻烦，不利于流通，而且也使用户蒙受损失。

陈光甫认定中国的币制终将统一，并积极与有共识的同业人员吁请政府早日统一币制，废两改元。早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业的前一年，北洋政府曾经颁布国币条例，规定一个银元等于银两七钱二分，并且铸造发行上有袁世凯头像的大头银元，摆出统一币制、废两改元的架势。但由于军阀各自为政，滥铸辅币，加之外商银行、本国钱庄从自身利益出发，反对废两改元，因而统一币制的政策未能颁行。

但陈光甫、张公权等新式银行干才及一些青年行员，则极望政府早日统一币制。一九一七年上海总商会曾呈请北洋政府废两改元，一九一八年以陈光甫为副会长的上海银行公会再度呈请政府实行统一币制，同时在以陈光甫、张公权等为委员的中外修改税则委员会上，多数委员提议早日施行废两改元。

此议因遭到当时操纵中国税务大权的英国人赫德极力反对，直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