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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美国依仗其现代技术是古今最有扩张性的大国）是不够的。我们仍然远远没有具体了解我们在越南的行为；但这无疑地同我们早期在东亚、特别是在中国的经验有联系。

首先，从历史背景来看，我们不愿让一个敌对的强国主宰东亚，不管它是4O　年代军国主义日本，还是冷战时代所谓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这种情绪也是19　世纪英国情绪的回音，当时它作为海上贸易强国，反对俄国巨人在欧洲大陆的扩张。

可惜我们1940　年以前在东亚的经验是以能言善辩见长，而缺乏政治经验。我们在1853　一1854　年派黑色舰艇随同佩里前往日本，在1871　年前往朝鲜，但并未打仗。在19　世纪中叶，其他列强对东亚统治者成功地施加压力，例如对中国、日本、越南、逞罗和缅甸的统治者。但我们美国人并没有从事强权政治。

只是到了1941　年，我们才真正开始在西太平洋实行一、二十年的战略称霸，并面临怎样施用我们力量的困难抉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非常明智地决定不用部队介入国共内战。然而我们的利益却受到这场内战结局的损害。以前命运好像注定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都落后得相当离奇甚至有时令人恼火，但如今我们面对着一个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强大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民族主义虽然迟迟没有兴起，如今却已经成熟了。在保守的美国，我们的思想跟不上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当许多美国人突然面对着一个强大的、沙文主义的、反西方（而不是屏弱和亲美）的中国时，他们最初的反应是抓住国际共产主义来作为解释，并把我们的挫折归罪于克里姆林宫的阴谋和我国国务院的背叛行为。

中国共产党在1949　年起来掌权，使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以及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产生了疑问。就我们过去的传教工作和提高中国人民一般水平的工作而论，它们表达了我们领导人类进步事业的信心，但现在我们的自信心理受到一次惨重的打击。占人类1　/　4　的中国人口，不仅唾弃了基督教，而且也唾弃了法律的最高权力、个人主义的理想、多党竞选制、公民自由权，总之，唾弃了我们的整个政治秩序，以及通过合法手续得到自由和安全的种种观念。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直接受到威胁。如果中国人自愿选择共产主义，那就可以断定，人类的大多数是不会走我们的路的——至少目前是如此。

因此，我们在这场危机中聊以自慰的，是认为新的中共独裁政权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认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纵手段才能维持下去，总之，我们认为它太坏，不能持久。因此作为一种原则和义务，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反对它。根据欧洲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痛苦经验，这种冷战的意识形态立场似乎完全是合理的。

因此我们就给自己规定了目标，至少要“遏制”铁板一块的中苏联盟，不让它扩张到它的边界以外。于是我们就在朝鲜战争中，在同台湾的结盟中，以及在1954　年前支持印度支那的法国人及其后支持南越的行动中，都这样做了。

然而，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不可能同在欧洲的一样。在欧洲，对于参加北约军事联盟的西欧民主国家来说，阻挡苏联的遏制政策，可以把重点放在恢复工业和争取政治健康方面。在东亚，我们促进了日本的工业复兴，以及南朝鲜和台湾的工业发展，但必须更单纯地由美国提供军事力量。后来事实证明，必须把这军事力量用于实战，例如在南朝鲜那样。

进一步的研究应当表明，60　年代美国所以在越南进行干预，其部分原因是我们在4O　年代末没有在中国进行干预，而于1950　年在朝鲜进行了干预。“丧失”中国这件事，曾在美国政界被人用来反对民主党政府，而朝鲜战争则被认为是保卫集体安全和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的一项不可避免的防御措施。

我们在印年代支持南越的干涉行动所持的道义立场，也同在朝鲜一样——击退侵略，支持民族自决。但事实证明两者的情况不同：北越有更坚实的理由去体现人民的民族主义；我们技术先进的火力破坏性很强，但我们在物质上毁灭的东西和人越多，我们越激起爱国抵抗决心。我们又发现，共产主义并不真正是铁板一块的，越南的国家利益与中国的不同，正如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苏联的不同一样。我们又干涉了另一次内战，反对另一场民族革命，它不是中国人的革命，更谈不上是由莫斯科领导的运动。

奇怪的是，事实证明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扩张成性的。它把部队从朝鲜撤走，容忍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