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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惟一标准”的务实口号下掌了权，毛的继任者华国锋（他的像看上去酷似毛）地位日渐降低。中央委员会内仍存在派别，但是伟大舵手的按班在集中制基础上已和平地完成。

知识精英的重构。旧中国主要的行政管理人员是由在儒教经典考试中选拨出来的。士人在这一古代制度下，通过漫长艰难的应考准备，汲取了正统思想。1949　年后过去士人的现代继承者就是干部，他们是头脑灌输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积极分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能适应这一形势。自从1850　年至今一个世纪，士绅阶级日益壮大，分流为记者、作家、艺术家、科学家、教授、企业家和革命家。新型知识分子——通常意义上的热情的爱国者，很少在思想意识上服膺于官方。的确，国民党的垮台部分原因是由于它很少做思想意识工作。中国共产党因为许多原因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强调“红”多于“专”，最终导致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遭受冲击。这是从平等主义立场上对传统教育的精英主义的否定，因而削弱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能力，虽然毛去世后中国又恢复了教育体制。毛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是城市中等家庭的——白领和在家庭里受过传统教育熏陶的专业人士的孩子较工农出身的孩子学习成绩好。与此同时因为学生们在革命运动中日益频繁地公开串连，干部子弟在学校政治活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来自真正工农兵家庭的孩子很少成为政治精英或学术精英。为了消灭自古就有的脑体差别，给工农兵家庭的学生更多的机会，国家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开展半工半读、开办夜校、减少小学、中学的时间——从美国式教育的12　年减至苏联式的10　年，缩编课本，降低标准，要求中学毕业生在上大学前参加二年实践工作，以阶级背景、政治表现和学习成绩三方面标准录取大学新生，以及取消考试而代之以推荐上大学的方法。

但是以平等的模式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革命接班人”的背后存在一个明显的事实：受过教育的双亲自然会在中文和学业上给自己的孩子启蒙。校园的政治活动并未给中国现代化需要的科学和技术奠定坚实的基础，它需要专门人才。这一点也为中国共产党自身所证明的。1966年后，中国共产党扩大了2　倍，人数增至3800　万。一大批几乎未受教育和受过很少教育的政治积极分子掌了权，这些人更易犯官僚主义错误。他们更乐意“政治挂帅”，因为如此他们才上台。在以平等口气谈论把工农兵家庭的孩子培养成学者背后，“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基本状况是文化水平低的党的积极分子掌握了大学教育。

1977　年毛后的领导转变了方针。为了现代化，国家重视专甚于红，重新建立为国选拨人才的传统制度。考试制度重新确立，每年近百万的考生为进入上千所大学竞争。重要的研究所重新恢复，以使有才能的人迅速得到发展。社会科学院从科学院独立而来。社会学和其他一度取消的学科被恢复。数以万计的专业人员被派往国外（这令人想起晚清时期派学者到日本学习），主要学习科学技术。同时，数以千计的学术和工业代表团访问国外学术机构和公司。中国放弃了毛主义的自力更生政策，开始从国外引进技术的计划。

1980　年大学改革开始。改革的方向是减少党的控制，其中某些方法是把教职工选人党的领导机构。当然，同工厂负责工人生活一样，大学作为教育机构要负责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住在有周墙的校园里、凭饭票就餐、医疗、有组织的运动会、业余生活和政治学习、娱乐和批准旅游，以及通过集体间的批评提高道德情操。每个学生求学期间在自己的班级生活、学习和取得进步。按照教育部严格的规定，教师在录用、薪水和提升方面，仍在党的监督和控制下。在这一原则下，1980　年改革力图打破终身“铁饭碗”。在短暂的试用期后聘用，让教职工通过讨论、协商甚或投票选举他们的行政领导。然后，团体的凝聚力仍然很强：教授的孩子有时可继承父母的住房；研究所的成员大都从自己的毕业生中选取；教师人数膨胀至极低效率的程度——学生与教师的比例为3　：　1　。当苏珊娜？　佩拍谈及“中国大学的基本观念是自给的社会主义团体”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C　卜中国大学是有中国特色的苏联办学模式，美国的发明如学分和奖学金不可能被借鉴。因此，既得利益和团体凝聚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如以往一样是精英教育。1982　年上百万的大学生只占中国人口的1‰。

现代化：漫长艰难的路

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共产党掌了权，但是，并未指导中共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