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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府自打多了陈源衮父子，日子倒过得比平常快了许多。

两个月后，陈源衮丁父忧离京回籍，只剩下了儿子一个在曾家寄养。陈源衮临别为儿子取名远泽。

曾国藩为陈家老爷书写了挽幛、挽联，都打到包袱里，由陈源衮一并带回。易安人的灵柩也由关帝庙取出，专雇了人护送。

曾国藩带着公差一路护送陈源衮及易安人的灵柩出京。

眼望着陈源衮扶柩前行，曾国藩的泪水模糊了双眼。他知道，他在京城从此少了一位挚友，而京师则少了一位直官。

陈源衮是京师有名的直筒子，翰林院骨鲠之士。就为他这个脾气，很多京官是不大与他往来的，而他本人也深知自己的那张破嘴是得罪过许多人的，是许多京官所不能见容的，于是早就存了辞官的念头，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他的念头和曾国藩谈过了多次，曾国藩是深知其内中苦楚的，虽也劝过几次，但终于知道陈源衮其人于官场是不相宜的，终究是要离去的。就拿这次出京来说，除曾国藩、黄子寿、邵懿辰等几个同僚外，侍郎以上官员连挽幛都不曾送一个。而曾国藩回籍奔丧，连皇上都赏了挽幛，大臣们就更不用说了。这固然与曾国藩的学问声望有关，但同时也与皇上的赏识、穆彰阿的提拔有直接的原因；尤其是曾国藩在生活上节俭寡欲，在公事上严格要求自己，克己奉公、言行一致，这些更让人敬服。京里有多少嘴上是一套词，做起来又是一套曲的官员呢——怕数也数不清！最为可笑的当数以监察公正面目设置的都老爷们，明着是监察，做的事却是今天巡夜查嫖官，明天休假吃花酒。这都是大清国连皇上都知道的极其尴尬的事情。

陈源衮的这次丁父忧，曾国藩知道他是必要退出官场的了，就在送走陈源衮的第二天，给善化的唐鉴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拜求唐先生，望唐先生转求长沙岳麓书院的山长，希望在岳麓书院或长沙书院，能给陈翰林谋一教席。教书育人虽非陈源衮所长，但他毕竟是两榜出身，功底还是有的。曾国藩深知，唐鉴是奉行中庸的，虽对陈源衮素抱成见，但对曾国藩还算钦佩有加。曾国藩的成名是与唐鉴的颂扬大有联系的。

相信，曾国藩的面子唐老先生不会驳。

正在道光帝龙体未愈，满朝忧虑的当口，大清国又发生了一件入关以来从未有过的大事情：帝陵右侧的陪陵，也就是放有孝穆皇后灵柩的东陵宝华峪，竟然出现了齐膝深的黑水。这是东陵值事官在偶然的一次视察中发现的。所幸孝穆皇后贵人自有天佑，灵柩恰高出平地三尺许，不曾进水，但陪葬在前后左右的八大侍女，原本是喝了水银坐化的，却都被泡成丰乳肥臀，成了一片烂泥，不见了人模样。

清朝祖制，新皇上登基之日起，即须建造寝陵。皇帝可以好好地活着，但皇陵是要早早建成后等着的。皇帝活着时的寝宫，驾鹤西归后的陵园地，是皇室的两件大事情。道光帝亲政时已四十有三，已是一个城府很深、节俭有名的人了。这源于他目睹了乾隆朝的奢华和嘉庆爷的捉襟见肘。如果不是因乾隆爷喜欢摆阔，和又何致敛成巨贪呢？道光帝亲政自然把廉字列为一等一重要的大事，又把康熙朝于成龙的事迹着人刻成石牌立在宫内，是决意要扭转乾隆朝的奢华，做一个好皇上了。

建陵伊始，大学士英和与祁藻为迎合新皇帝凡事节俭的口味，竟大胆地向皇上提出，皇上的寝陵，不妨效仿汉文帝，也来个薄葬。折子递上去，果然深得道光帝的嘉许，立即准奏，同时钦命二位大学士为新皇陵建造的全权办理大臣，又召集军机处办事大臣，各部院尚书、侍郎，议定出建造皇陵所费银两数——原定一千万两白银，道光帝限定在三百万两之内。主要设施自然没有动，但一些观瞻用的附属建筑，该减的减，该砍的砍，是真真的薄葬了。

英和与祁藻倒也雷厉风行，接旨的当天，就带着人马及工部郎中甘熙去勘察吉地。甘熙是专攻风水学的，是道光年间比较著名的勘舆大师；凡京城的楼堂馆舍，均要该员用罗盘一一勘察后，才可动工，概莫能免。

甘大人拿着罗盘，随着英、祁二位大学士整整在城外折腾了二十几天，才终于把吉地位置定下来。之后，就画了图形，一一用文字标明，呈给皇上。道光帝当时一心想薄葬，见图形简单，设施又还符合御前大臣的会议精神，没有想太多就批了下来。

哪知英和是摸透了道光帝脾气的人，只要薄葬，道光帝是定喜欢的了。就和祁藻商量，须要放出些手段，来个真的薄葬，才不负皇上的苦心和照应。三百万两的银子从户部拨出来，他们两个只拿出二百